促进“三个全面接轨”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2003年8月,成都市委在市十次党代会上作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战略部署。金牛区作为中心城区,面对加快发展的严峻形势和巨大压力,深感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是必须紧紧抓住而且可以有所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在区四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区委把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作为全区工作的主线,按照“三个全面接轨”(即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与中心城市全面接轨,农村建设管理与中心城市全面接轨,农民组织管理和社会保障与中心城市全面接轨)的思路,积极探索有自身特色的城乡一体化道路。一、突出“三大建设”,促进农民生…     

经济转轨期农村经营模式:路径、绩效与创新

目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的弊端在于土地难以流转、经营规模太小、市场联系面窄、抵抗风险能力弱、农业资本投资不足、土地使用效率低等。要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就必须创新经营模式,下一步应该把突破口放在以产权清晰为基础的统一经营上,建立农村家庭、涉农企业、集体和政府利益协同的产业链,把重点放在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环节,以企业为龙头,建立大市场大流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伦理经营：现代企业的应有追求

伦理经营,就是指以人为本,以崇高的价值观为导向,以超越法律的自律精神,积极负责地、合乎伦理地开展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性质的改变、管理效率的提高、社会压力的加大、不良现状的改善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一切都迫切需要现代企业开展伦理经营。21世纪将是伦理经营的时代。     

论城市扩张下的城市水资源的法律保障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许多城市突出了经营城市的概念,在"城市的扩张"热中,更为注重经济增长的速率,忽略建构足以支撑可持续发展的且应合理分布的空间结构体系、基础设施以及制度文明,也就容易形成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问题。城市水资源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对这些公共物品是加强公权力,还是进行市场化配置,颇有争论。我们认为,对于城市水问题的解决,应着眼于建构和实施先进的制度体系,即一切可以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权益的权力和权利都应处在法律的控制和制约之下。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设计了城市水法律系统模型。     

浅谈员工持股对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及对策

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决、有序、逐步、安全地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这是我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国有资本退出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企业的增量资本由非国有资本介入，变原来国有独资为多元结构，相应减少国有资本在总资本中的份额（间接退出）；二是通过对原国有企业的存量资本进行置换（直接退出）。原国有企业存量资本置换中所遇到的焦点问题就是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股权转让，其中员工持股难以绕开。     

浅谈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企业特征、经营本质与特点

职业体育俱乐部作为企业其经营本质与一般企业没有什么不同,同样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同时,职业体育俱乐部追求利润,并不意味着俱乐部可以只讲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因为社会效益的高低不仅关系到俱乐部形象的好坏,而且关系到俱乐部无形资产开发的市场价值,企业与俱乐部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利益关系,而是一种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发展的关系。职业体育俱乐部在经营上不仅有别于一般企业,而且也有别于文化娱乐企业。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失范、违法现象应尽快杜绝

中共党史研究中不遵守学术规范,不作一学术史的叙述,引用资料不注明出处,不注明参考资料,重复劳动,甚至抄袭、篡改史料等违法现象严重存在。这些现象必须尽快杜绝。中国的学术规范建设要加大力度,学术监督要加大力度,不虚美、不掩恶学术批评要大力发展,对学术违纪、违法现象惩处要加大力度。     

百货商场的时尚化经营

作为百货业从业者,作者从自身经营管理实践出发,认为时尚性是现代百货商场经营的本质特征.并以北京翠微百货为例,阐述时尚化经营的目标定位、商品选择、价格策略、商场形象等核心问题.     

论蓝鼎元经营台湾的主张

清统一台湾后，康熙消极地防守台湾。到雍正时期才转向积极经营台湾。这是一个重要转折，蓝鼎元是这一转折的积极推动者。在这一转折中，蓝鼎元对台湾海防的地位及设置，台湾经济开发、社会治安、文化教育、少数民族的开发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和主张；这些建议和主张，为清王朝制定对台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直接或间接为清统治者所接受；他是从清初统一台湾的施琅到清后期全面振兴台湾的刘铭传之间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在台湾开发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经营城市与土地征用中农民补偿的可持续均衡分析

对于经营城市中土地征用对农民的补偿问题上,许多人认为补偿是不合理的,但是地方政府经营城市要面对为发展城市、提高城市的竞争力的投入和为农民谋取权益的两难抉择.本文通过提出等经营能力曲线的概念并对其进行分析,试图在发展城市的投入和对农民的补偿二者分配上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合理选择,并提出五点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