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文本形态与演述传统

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既融入了天神创世、人类产生、万物起源、日月形成、洪水泛滥等神话内核,也吸纳了口传叙事与佛经文学的诸多要素。通过文本比较,可以探查该史诗的叙事结构和基干情节母题,从而印证这一史诗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是本土神话故事和外来佛经故事结合的产物,也是傣族地区本土宗教与小乘佛教和谐并处的结果。傣族村寨佛寺有大量的创世经本供僧人阅读,或者民间歌本由章哈自己保管和使用。史诗的主要传承人有歌手章哈和僧人康朗,他们各司其职,相互协作,共同参与了史诗的创编、演述和传承。     

艺理对待范畴：变常——《〈管锥编〉艺理引义》之一

哲理对待范畴：变常。诸种艺理变常模式：水月世人、园宅易主、花新人故、像驻人移、仙驻世移、朝代更迭山河依旧、＂苏秦还是旧苏秦＂、作品还是旧作品、文学史的继承与创新。     

学前教育专业理实一体化教学研究

在我国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改革的背景下,结合理论教学目标与内容、实践教学条件与管理、各项教学考核评价等方面建构与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新教学体系,以学前教育学生技能为核心、与理论教学体系相辅相成的理实一体化教学体系,是培养学前教育专业专科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     

《荀子》的“类”与道的范畴化发展

黑格尔认为中国人在文化方面有很高的声名,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理由是中国人提出了作为最高本质的道,但只是抽象的普遍,在过渡到具体时,却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事实果真如此吗?《荀子》中的"类"观念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荀子明确提出道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认识的观念,进而提出"类不悖,虽久同理"的观点,意思是说同类则同理,异类则异理。这就使道在过渡到具体时有了范畴的方式或规定。他把"虚壹而静"当作解蔽的方法,其实就是把它当作认识各类具体事物中的道的方法。他的正名思想主张同类则同名,异类则异名,显然是把具体事物当做类概念来对待的;他提出"当簿其类然后可"的观点,主张认识要以感觉经验符合事物的类为基础,表现了鲜明的经验论的哲学色彩。荀子关于"类"的思想,上接老子的道论辩证法,下启韩非的道理论,恰恰表明古代中国人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的王国。不过,与古希腊哲学比较起来,由于实用功利目的的强势引领,荀子的范畴思想在概念化和体系化上发展得并不充分,这也是不容否认的。     

中国“文化”之“特质”及对待不同“文化”之态度——从《周易》谈起

《周易》作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起源于《周易》。《周易》认为"文化"的内涵,来自于"天文"、"天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生",是其"天文"的主旨和基调。而"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来自"天文",而"人文"的主旨则是"仁"。"天文"是"人文"的形而上根据,"人文"是"天文"的价值表现。凡是文化都有其共同特征,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亦有自己特殊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因此,对待不同文化的正确态度,《周易》提出了"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的观点,"理一分殊"是宋明大多理学家对其所持的观点和态度,而冯友兰则用"别共殊"的形上之内核,表达了同样的"文化观"。     

苏轼的官德述评

<正>官德是固政之本,为官者以德为先,官无德则无为、乱为。我国的官德有着完整的历史传承,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制度均有对为官者职业伦理、职业操守的阐述和规范者,因此也就出现了忠实践行古代官德的典范。这些典范的为官人格、为官思想、为官经历,对当代社会的官德建设具有很大的启示与借鉴作用。苏轼为官以积学深、见理明、议事切为当时和后世所称颂,其丰富的治国思想、坎坷的为官经历和显著的为官业绩系统地体现了苏轼的为官之德,堪称古代官德的典范,值得借鉴。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浅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治国理政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治国理政的全新理念思想和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现了极高的哲学的自发性,显现出他站在新兴社会主义大国的战略思维角度来考虑谋划问题,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善于运用辩证思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发展的鲜明特色。     

试析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

本文结合梁启超一生复杂的思想发展背景,力图揭示其国家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核,进而力求在此基础上对其思想价值做一分为二的客观评价,从而肯定其意义,正视其不足,对今日中国的法政建设起到返本开新之效。     

电力拖动控制线路与技能训练课程教学方法探索

电力拖动控制线路与技能训练课程是技工院校维修电工专业一体化课程，要求学生掌握线路动作原理，学会安装检修技能。本文从理实一体化、动作原理、安装、检修及知识拓展几个方面阐述教学方法。     

群体事件中的理性暴力及其法治化治理——以北京Q小区业主维权事件为例

在部分群体事件中,参与群体理性决策并组织实施了暴力行为。群体事件中的这类暴力现象,便是理性暴力。理性暴力的产生,是社会结构与制度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明确的目标诉求和较高的组织水平是理性暴力产生的内在动力;强大的国家权能、压力型体制和法治化缺失,是理性暴力产生的制度背景。推进依法治国,做好事前法治化预防、事中法治化化解、事后法治化处置是预防化解群体事件中理性暴力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