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广告若干法律问题的探讨

当代社会悬赏广告越来越多 ,但对于悬赏广告现象我国法律法规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学术界、司法界的认识也极不统一     

论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

宪法具有司法适用性,已成为当代宪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但是,在我国,由于认识上的偏差、理论研究的缺失以及不适当的司法解释,学术界和司法界普遍认为我国宪法不具有司法适用性.本文认为,作为对当代宪法发展趋势的积极回应,我国宪法应当具有司法适用性,并且我国宪法司法适用性具有法律的、实践的充分依据.     

对海事案件法律冲突问题的探究

在海事司法实践中,海事案件法律冲突对其法律适用提出了许多问题。本文对海事案件的识别问题及法律适用条款的解释、准据法的查明与补救进行了论述     

法律规范体系中的适用法规范

“冲突规范是什么性质的法律规范”这一问题在国际私法学上素有争议,而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法理学对该类规范尚未有充分的认识和研究.实际上,在法律规范体系中存在着一类适用法规范,我们可以对它作如下定义:凡是对法律适用行为本身作出指引的规范,都属于适用法规范.适用法规范不仅包含冲突规范,也有其它多种表现形态,在各类法律文件中都有体现.适用法规范是一种行为规范,也是裁判规范和技术性规范.在法律规范体系中,适用法规范虽然数量不多,却对于整个法律规范体系的运作有着不可缺失的作用.     

行政诉讼中规章的“不予适用”——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第5号指导案例所作的分析

《行政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有参照规章的司法审查权。最高人民法院第5号指导案例的裁判要点中"不予适用",标志着参照规章中的"个案拒绝适用说"转向"普遍拒绝适用说",即法院有权间接宣布行政规章无效,或者说,第5号指导案例扩大了法院在参照规章中的审查权。在由《立法法》确立的法律效力等级体系中,"不予适用"的适用需要以判断上下位之间是否"相抵触"为前提。判断"相抵触"的标准是:(1)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中,下位法限缩、取消上位法已经确认的权利或者扩大、增加上位法没有设置的义务的;(2)在职权和职责关系中,下位法扩大、增加上位法没有授予的职权或者限缩、取消上位法已经设置的职责的。     

嫖宿幼女罪司法适用的路径探析

奸淫幼女型强奸行为与嫖宿幼女行为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行为,前者是"缺乏有效性同意"的奸淫行为,而后者是建立在"有效性同意"基础上的钱色交易行为。刑法规定嫖宿幼女罪的目的在于对以幼女为对象的卖淫嫖娼行为的否定,以凸显刑法对失足幼女的特殊保护。在司法实践中,嫖宿幼女罪的认定应当以卖淫嫖娼行为的认定为前提,以幼女因素的介入为基础,并根据案件情况准确把握"钱色交易"的行为本质。当前嫖宿幼女罪司法适用面临的困境完全可以在解释论的维度加以解决,而无需诉诸立法。废除嫖宿幼女罪的观点是对该罪罪质和法定刑的错误解读,立足于解释论廓清该罪与强奸罪的关系才是当下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     

科学立法科学性之解读

科学立法是一国法律体系是否完善的价值判断标准之一,那么,如何科学解读科学立法的内涵及相关问题就是理论界和法治实践不能回避的。正是基于此种现实需要,我们对科学立法科学性的构成要件、科学立法科学性的阻滞因素、科学立法科学性的实现路径等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认为科学立法科学性的主体要件是立法权的专属性、主观要件是立法过程的有准备性、客体要件是立法事态的法调整性、客观要件是立法行为的程序性;要实现科学立法,法律形式的相对吸纳化、立法逻辑的自下而上化、立法视野的全球化、立法案形成的专业化、立法效果的社会反馈化就是不可缺少的。     

论在检察工作中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过去曾经过分强调刑事政策中"严"的一面,忽视"宽"的一面,在大力推行轻刑化、非刑罚化的世界潮流中,我国力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司法理念的一大进步。在检察工作中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且在已形成健全"严打"工作机制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宽松的刑事政策和制度,如慎捕重教、暂缓起诉、轻罪和解、未成年人犯罪轻缓化等,并从立法上健全轻罪非刑事制裁制度,使之统一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中。     

论物权法定原则与类推适用

类推适用是民法漏洞补充的基本方法之一,其作用是弥补法律漏洞,使法律未规定的事实有法可依。物权法定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包括类型强制和类型固定。物权法定并不当然排除类推适用,在类型强制下,不得类推创设新物权,但是在类型固定下,可以类推,确定权利义务。类推适用需要严格的程序和说理,不得滥用。     

“赠与婚姻第三者财物”纠纷中的赠与合同效力--以各级人民法院公布判决书为对象

近年来“小三”问题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法律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其中,配偶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赠与婚姻第三者财物是否有效的问题在法学界尚未形成定论;而从各级法院的判决来看,相同案件的判决结果大相径庭,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混乱局面。笔者认为,可借鉴德国最高院的类似判例,依《物权法》规定,并具体分析当事人赠与财物的动机进而判断赠与合同的有效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