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     

税务行政裁量权的理论阐释、行为纠偏与路径选择

税法中不确定概念下的理论空间以及税务行政的实践需求共同营造了税务行政裁量的制度空间，而不规范的税务行政裁量则为不规范的税收执法提供了操作机会。通过对税法文本中不确定概念理论缘由的寻求，以及税收征管中实践动因的梳理，税务行政裁量权的规范化确有必要性。为达成税法运行各司其职中的彼此制衡，有必要强化比例性原则在税务行政裁量中的运用，以此限制税权介入纳税人私域的范围与限度，并提供明确化的宏观指引；利用行政裁量基准“行政自制”与“规则之治”的双重品质，借助标准化的文本修正，为规范化的税收执法预设行为轨迹、构建外在制约并压缩裁量空间；以纳税人的同意权为基础，设计符合税法特殊性的程序规则，形成立体化的纳税人救济路径。最终形成税务行政裁量权积极运作与规范运行的制度环境。     

消费者导向类型与电商全渠道决策研究

从现实出发，基于不同消费者导向类型研究了电商的全渠道决策问题。首先建立电商单渠道销售的基础模型，并得出最优产品组合、价格和交付时间。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消费者为产品导向型和渠道导向型情况下电商采取全渠道决策的条件，得出双渠道产品组合、价格及交付时间的最优决策；并进行了数值验证。研究发现，同一渠道提供的产品其最优价格相同，最优交付时间只和消费者耐心程度及交付成本函数有关。若消费者为产品导向型，仅当双渠道运营成本之差较小且消费者耐心程度较低时，电商进入线下渠道才有利可图，且在线下渠道提供最受欢迎的产品，线上渠道提供剩余产品。若消费者为渠道导向型，电商进入线下渠道必然有利可图，且在线下渠道提供最受欢迎的产品，线上渠道提供所有产品。     

教育何以实现“培养‘人’”的目标

教育之为教育的根本特征在于教育是有意识培养人的活动,而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未完成性。教育要培养人,就必须在肯定人的属性前提之下,去探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进而追问怎样培养人。基于学生人之属性的思考视角,探索学生选择权利的落实与选择能力的培养,要求学校教育重视学生的主体性选择,唤醒学生的选择意识,给学生自主选择的机会,促进学生自我选择能力的提升,从而促成学生的自我教育。     

基于遗传算法的装备采购决策优化研究

在装备采购中，由于需求单位地域分布和担负的任务各不相同，对装备的品种、数量、时限要求也就不一样，如何使装备采购科学化、合理化，是一个涉及多变量、多目标的复杂系统问题。在综合考虑装备采购各项因素的基础上，构建多约束条件下的多目标模糊指派模型，提出了基于遗传算法的解决方案，最后通过案例进行仿真实验，验证该算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解决了采用传统优化方法难以解决的装备采购优化决策问题。     

服从多数原则下保护少数之策

领导者提高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不仅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原则,还要注重保护少数者的正当权益。一方面,通过正向的直接积极行为,对保护少数者合法权益达成共识,保障权益,完善保护和补偿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反向的间接消极行为,对多数者权力进行适当有效的制约。     

“羞耻感”的语言学超越：基于未婚妈妈的个案研究

本篇文章主要探讨未婚妈妈在中国所面临的道德困境问题，并展现她们如何通过不同的叙事话语挑战社会歧视。未婚妈妈的自我叙述表明，她们很多时候并不是像社会所普遍认为的道德沦丧或者唯利是图，宗教、情感、自我独立以及被骗的境况等都可能成为女性未婚生育的原因，而这些因素也往往被未婚妈妈援引并成为其生育选择的道德证成。通过展现未婚妈妈生育选择的复杂性以及其超越羞耻的语言努力，本文指出我国未来有必要放松婚姻和生育的关联性，给予单身青年更多生育选择的可能性。     

地方政府重大决策机制存在问题及优化路径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公共事务管理者，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公共管理活动的成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及其核心竞争力。由于我国地方政府现阶段决策主体多元性及其职能模糊性，一些重大决策失误现象屡屡发生，造成了有限资源的巨大浪费，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对此，我国地方政府迫切需要优化重大决策机制，包括明晰体制内外决策主体的职能、第三方评估、公众参与、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及倒查机制等，以推进地方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