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期刊《红》杂志传播过程中的商业策略

20世纪20年代,通俗文学刊物中自觉地融入商业意识和商业策略成为其成功的一大因素,《红》杂志在这方面尤具代表性。本文主要论及《红》杂志的种种商业策略:1.多样性、竞争性:参与方式的商业化;2.大众化、娱乐化、日常生活化:参与内容的商业化;3.诚信:商业化背景下刊物社会形象的非商业化;同时兼论文学期刊商业化的意义。     

“贵重的遗产”:《青年戏剧通讯》的文献价值

戏剧期刊属于抗战剧运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形成一大文化现象,应给予独立观照。但在历史进程中,一些刊物难免会遭受不同程度的遮蔽,影响其相关评述,中央青年剧社社刊《青年戏剧通讯》便是一例。官办属性使该刊在多方面享有资源优势,并占据重要地位。总体而言,《青年戏剧通讯》具有理论建设、剧社组织、戏剧文学等方面的文献价值。     

作为戏剧的旅游：旅游拟剧理论构建研究

自戈夫曼提出社会拟剧理论以来，西方旅游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系列表演转向的研究，这引起了旅游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旅游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相关研究，构建了旅游拟剧理论的知识体系，但这些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分散。文章从系统论的视角和旅游规划的角度对旅游拟剧理论的构建提出了新的尝试和探索，重点剖析了旅游舞台布景设计、演员表演管理和剧本设计的规划要点，并揭示了旅游剧场建设的基本原理和深层逻辑。通过本研究，为旅游目的地规划与产品设计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     

从场域理论看民初通俗文学期刊——以《小说大观》为例

民国初年,中国第一小说季刊<小说大观>创刊.作为集结作家、编辑、出版者这些文学场中主要行动者的一个重要活动平台,<小说大观>和其它通俗文学刊物一起在民初通俗文学场域的构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小说大观>在创办过程中同样交织着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争斗,其结果进而影响着刊物底色的形成.     

乾隆时期剧学的传承与延续

天下无无根之事，所有事物的发生都是其来有自，剧学发展亦复如是。乾隆朝的剧学，如果在中国戏剧学史上，有任何一点的成就，那也是因为有前代剧学者辛勤种的根芽，才有乾隆朝剧学者所得到的花果，更何况剧学研究与戏曲创作是互为表里的。换句话说，就是在中国的戏剧发展史上，必须要经历明朝中叶的剧作创作高峰，才有魏良辅、李开先、何良俊、徐渭、王世贞、汤显祖、沈、潘之恒、臧懋循、吕正成、王骥德、冯梦龙、凌初、沈宠绥、卓人月、袁于令、金圣叹、李渔等剧学论者的出现。而乾隆朝剧学家所提出的戏曲论点，究竟有哪些是继承和延续前人的观点，并有更深的探讨，且提出精譬见解的部分，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     

《山海情》:扶贫剧"中国梦"叙事及其审美意蕴

扶贫剧具有据史而述、既信且美的基本特征.在梦想引入的母题驱动、场景植入的生态演绎、角色代入的情境通约叙事中,电视剧《山海情》以真实的历史背景、平实的故事情节,朴实的本色表演,引发了不同圈层的共情,实现了受众的破圈.基于大时代、大空间、大主题的家庭化、村落化的典型化叙事,剧集以小洞大,再现了扶贫攻坚梦想花开的中国画卷,阶梯性建构了家庭、社会、国家同心同构的乡土中国伦理诗学.     

文化消费与经典制造:明清时期“四大奇书”的流布

“四大奇书”的频繁连称，表明通俗章回小说逐渐被明代文士纳入关注视域，改变了相关作品传播的文化生态，促成了彼时文士集体制造经典的社会表象。在明人的“情欲”诉求中，“四大奇书”的频繁使用，不仅反映了文化下移所带来的知识消遣活动的盛行，而且促使“四大奇书”的意义不断被生产，满足了世人的娱乐诉求，并发挥有关指称的社会示范作用。在“真”与“奇”“幻”的观念互动中，“四大奇书”的流布具有突出的文化增值特质，不断推动其经典性、娱乐性特征和意义的解构与重构。可以说，“四大奇书”的盛行，是明代知识群体在满足自身娱乐诉求的同时，以构建文学经典的方式迎合社会下层市井之民日常生活与精神诉求的体现。     

黎东方与民国时期的“细说体”

在抗战时期，时任大学用书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的黎东方，由于生活拮据，公开作历史故事演讲，因而被后人称作“卖票讲史第一人”。20世纪60年代，黎东方结合当年在重庆讲史的经验和风格，创作了《细说清朝》《细说三国》《细说明朝》等系列作品，黎东方称其为“细说体”。“细说体”实质上并非是全新的历史体裁，而是历朝断代史的一种通俗写法。“细说”系列作品以其辩证翔实的内容，深入浅出的表述，为后世通俗史学读物的写作提供了借鉴，推动了史学通俗化的发展。     

明清曲论家的历史题材剧审美认知论

我国是一个史官文化非常发达的国家，这种重出处、讲史实的传统运用于明清戏曲创作理论中，形成的戏曲家以曲传史、以曲补史、以曲运史三种不同的叙事策略，是他们在创作实践中以戏曲艺术再现或表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反映，体现了他们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审美认知。     

环境社会学微观视角下青藏高原垃圾治理路径探析——以三江源区“捡垃圾”行动为例

垃圾的产生和处理、人与垃圾的关系等是目前环境社会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从环境社会学微观视角关注个体环境行为的重要领域。文章以在三江源农牧区开展环保实践的两个社会组织为观察对象，借鉴戈夫曼的拟剧论等理论，透视两个环保组织的垃圾治理行动——通过具身性“表演”，催生、培养其志愿者、组织成员和环境他者的垃圾分类与处理意识，调动微观层面个人能动性与当地民众的生态道德伦理，在与地方政府、民众、游客等“观众”进行社会互动中达到传播亲环境行为的目的，促使更多环境主体加入环保实践活动，弥补环境治理中宏观结构与运动式治理之间的缝隙，最终将利他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捡垃圾行动嵌入地方垃圾治理事项，形成环境治理合力。这是独具三江源区特点的垃圾治理实践，开创了促进青藏高原环境综合整治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