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政治清明及其学术影响

唐前期政治清明,特别是贞观时期,君臣及臣僚间尚能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政体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开放性,容纳社会不同阶层的代表,接受不同的政治意见。此时,朝臣中普遍怀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共识,另外作为政治集团,贵族的势力还很强,尚能与皇权形成抗衡,这两个方面保证了群臣的直谏及对皇权监督的有效性。清明政治对于学术的开放态度促进了思想学术的发展,《通典》可以作为代表,其作者在学术层面上讨论政治,并希望这种建设性的努力能够改善现实政治。     

吐蕃社会“重壮贱老”辨——以《通典》等汉文史书为考察中心

《通典》《旧唐书》《新唐书》等古代汉文史书有关吐蕃时期藏族社会存在着"重壮贱老"、"贵少贱老"等记载在历史上流传很广,影响至深,但事实未必如此。因为编撰于唐代的《通典》以及后来的新旧《唐书》等对吐蕃社会的相关记载缺乏直接的藏汉史实材料印证,其记叙内容似乎更多地参考了汉唐时期的《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等汉文史书对中原地区周边所谓"戎狄蛮夷"边民社会"普遍存在"的"贵少贱老"、"贵壮贱弱"等习俗的内容。事实上,杜佑在编撰《通典》时,由于涉及内容十分庞杂,相关佐证材料相对欠缺,在涉及吐蕃等边民社会的有关史实的记载上就存在诸多粗陋和失实之处。而从现存的藏族古文献的记载来看,吐蕃时期的藏族社会并不存在"贱老"的习俗,相反还非常强调"敬老"、"崇老"。以《通典》为代表的汉文史书对吐蕃社会"重壮贱老""习俗"的记载,确有可能是对之前汉文史书中对北方游牧社会习俗类似记载的一个简单"借用"和"移植"的结果。     

《五代史志》与典制体通史的纂修

在纪传体"正史"中设立书志始于《史记》,《汉书》继之,至唐修《五代史志》,更标志着"正史"书志的发展趋于成熟和完善。《五代史志》主要反映了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典章制度的演变。同时在典制的叙述中,史家提出了对历史问题与社会问题的深刻见解:客观反映历史发展的新趋势,深入探讨经济政策与朝代兴亡之关系,重视揭露封建社会刑法的残酷性。这些成就构成典制体史书向前发展的动力。史学演进至中唐时期,无论是时代环境、政治发展的需要,还是史学自身重"通"的内在要求,都呼唤典制体通史的出世。而《五代史志》的修撰实践,恰好在编纂体例、著述旨趣、史料内容等方面为杜佑纂修《通典》开辟了道路。因而可以认为,《五代史志》在历史编纂上架设了一条从"正史"书志向典制体通史过渡的桥梁。     

论所谓“倭面土国”之存在与否

范晔《后汉书》记汉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遣使奉献，而日本太宰府天满宫所藏张楚金《翰苑》抄本和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北宋版杜佑《通典》则分别记师（帅）升等为“倭面上国王”或“倭面土国王”。本文考证“倭面土国”为“倭面上国”之误，而“倭面上国”则指“倭面之上国”；“上国”即“上邦”，意为大国。但是，“倭面”（指倭人）一词是出于对《汉书·地理志》如淳注的误解。因此，所谓“倭面上国”或“倭面土国”在历史上都是不存在的。汉安帝永初元年遣使奉献的是“倭国王”，不是“倭面上国王”或“倭面土国王”。     

《通典》“晋太尉进贤三梁冠”小札

《通典》记载晋世太尉著进贤三梁冠,与《晋书·职官志》《晋百官表注》《晋公卿礼秩》等不合。《通典》这一错误记载本自《晋书·舆服志》,后者则因糅合《续汉书·舆服志》和晋令而成,故保留了一些与晋制不符的记载。汉魏时期,太尉著进贤冠,至西晋初年改著武冠,并为南朝所尊承。太尉首服的这一变化,除以八公制的设立及公分文、武为契机外,还得益于复古改制思潮对秦汉旧制典范意义的消解。     

论杜佑的《通典·兵典》

杜佑的《通典·兵典》以《孙子》的说法为经,以历代的相关见解、战例、军事设施、器具等等为纬,来布局谋篇,因而对于军事制度的考证显得十分薄弱,达不到全书中其它制度那种溯源明流、贯通古今的效果,但依然给读者了解和研究古代军事诸多方面提供了方便。杜佑认为军事附属于刑法,美化府兵制,否定募兵制,对安禄山叛乱的必然性作出机械的解释,是其不足之处;但对迷信运用于战争持批判和分析态度,闪烁着唯物主义的光芒。     

《通典》所记卢恺与薛道衡除名事考论

杜佑在《通典》中论及我国古代人事制度变迁时,下了一则以卢恺和薛道衡二人被除名事件为背景的论断:"后周以降,选无清浊。"杜氏此论成为当今法史学界不少学者论证隋唐之际在观念与实践上皆已打破"士庶之别"的主要论据之一。详细考察该论断所指涉的具体事实及其发生背景,并进一步依据原始史料予以分析,可知杜佑这一论断不能有效支持法史学者前述论点。另外,由杜氏这一论断所依据的史源推测,其撰著《通典》时极有可能并未见到《隋书》这部最早的隋代专史,而其论断的主要根据是《北史》之"卢柔传附卢恺传"。     

承前启后 开拓创新——唐代典制史著编纂述论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处于重要阶段的唐代,是典制史著编纂的开拓和创新时期,成果卓著.其编纂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编纂特色,均对史书体裁和史学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并对后世典制体史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休宁与清华大学渊源深厚

今天我特别高兴来到山清水秀、风光旖旎的休宁参加“清华大学远程教育支援项目休宁教学站的开通典礼”。首先,我谨代表清华大学对休宁教学站的开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前来参加此次开通典礼的领导、嘉宾和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侯,向出资支持清华大学远程教育支援项目的澳门冯志强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从《通典》看杜佑的编辑思想

杜佑编辑的<通典>不仅汇集了唐以前数千年间的典章制度,而且反映出他丰富的编辑思想:他提出"将施有政"、"经邦致用",强调编辑工作要积极反映时代精神,为政治服务;此外,他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坚持进化与发展的编辑观念,不信怪异、勇于疑古、善于求实的编辑态度,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