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描写的用字问题略议

方言描写的用字存在严重的重音轻义倾向,这种情形已给阅读带来不少麻烦,本文在有关字例分析的基础上,呼吁方言描写用字尽量规范、统一,以减少阅读困难.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字表的收字分级考察例析

选择《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甲级字与现行国家汉字规范《现代常用独体字规范》以及三个语料库的字频统计结果进行对比,通过对数据资料的细致分析,对《大纲》甲级字收字提出了具体的建议。①《大纲》选字分级应优先选择对于理解汉字构字规律有益的独体字和构词能力强、有利于词汇学习的汉字。②国家组织研制的汉字规范标准,通常经过较长期的研究酝酿,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对汉字应用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③《大纲》作为汉语教学的指导性规范,其字表首先应强调基础性、通用性、广泛适用性,在最基础、最核心的甲级字的选择上尤其如此。     

对外宣传翻译的字斟句酌

对外宣传涉及面广,影响重大,稍有不慎,译文便会背离原文精神,造成重大失误。因此,对于这类文体的翻译尤其需要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文章以《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的两种不同英译版为分析研究对象,就对外宣传翻译中的遣词用字、习惯表达、语气口吻、句式重心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相关问题提出了笔者的见解。     

《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文用字现象分析

《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是山西省大同市大普恩寺(先称做善化寺)保留最完整的碑刻之一,也是善化寺所存碑碣中刻立最早的一方。对碑文中的1088字的用字现象做了认真的辨析后发现,在这1088字中,按保守统计,有264个异体字,4个通假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客观方面的,又有主观方面的。为了更好地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便于阅读古籍,我们有必要对上古汉语的用字现象做更细致的了解。     

原本《玉篇》的俗写字分类研究——基于魏晋南北朝石刻语料库的调查

根据魏晋南北朝石刻语料库,对原本《玉篇》中的俗写字作了穷尽性研究。通过对照比较研究,与石刻对应的俗写字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时段。把俗写字归类,俗写字的主要类型是变异类。俗写字字形笔画、结构的简省变异占主导地位。     

从汉字的发展过程看造字法

汉字系统的确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研究造字法应在这个过程中进行考察。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发展过程的每一变化都反映了思维的发展变化。文字的发展分四阶段：（一）前文字阶段产生文字画;（二）图画文字阶段产生象形字;（三）表意文字阶段产生表意字;（四）形声文字阶段产生形声字。每种造字法的产生都与当时人类的思维发展水平相对应,各阶段文字都在构件与功能上有着不同的特点。划分象形、表意、形声三种造字法是站在狭义文字学的立场上进行的,由此出发,转注、假借不是造字法。     

黄季刚字词关系理论概述

黄季刚先生将汉字分为造字和用字两大领域。造字领域以字的音义关系为中心,以变易字和孳乳字为核心概念,以转注假借为造字的法则,着眼于字与词的一致性。用字领域以字的声音关系为主,以字的音义关系为辅,以假借字为核心概念,以文字与文辞的关系为主要探讨目标,着眼于用字领域字与词的矛盾性。这两大领域的汉字可归结为《说文》（文字的贮存）和文献（文字的使用）两大系统。     

从《诗经》的经典用字看汉字性质——汉字是指义标音文字

笔者以《诗经》的经典用字为切入点研究汉字性质,从分析六书原理、小篆字形和汉字形体的演变论证出,上古汉字是标音指义文字,“隶变”后的汉字是指义标音文字。     

以古察今：中国“县级市”通名改革研究

作为政区通名的“县级市”,政区层级与“县”相同,却采用了原本管县的“市”名,由此引出不同层级政区可否共用同一个通名的提问。在缺少现实参照的情况下,观察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同类现象也许是有益的。在中国历代县级政区中,“县”的比例长期超过80%,居于主体地位。历史上存在过少量非同级政区共享同一个通名的史实,元朝“县升州”产生的43个“县级州”与当今“县级市”的现象十分相似,辽代“州管州”、清朝“府管府”与目前“市辖市”的情况也雷同。当今“县级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县的分等制度缺位,同级升格之路被堵,只能走越级升格之路。如何汲取历史经验,实行县的分等制度,从而疏通同级升格之口,应成为今后县级政区深化改革的方向。     

"雍""昰"正误与人名用字的选择、书写

本文结合清世宗雍正的"雍"和南宋端宗赵昰的"昰"在今天语言生活中的错误书写、认读,分析了其出错的原因,并就古今人名用字的书写、释读、选择及其同异体字辞书编写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