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城乡两栖型就业与城市化

本文从民工的城乡两栖型就业这个角度出发 ,重点分析了对现阶段城市化进程中民工城乡两栖型就业的特点 ,并对民工的城市化归宿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推行适度规模经营建立以盈利型农户为主体的农户结构

中国当前的农户结构状况是自给半自给型农户占绝大比重,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粮食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局限性。为此应推行规模经营,逐步建立以赢利型农户为主体的农户结构。     

任务型语言教学与教师角色新定位

任务型语言教学作为交际语言教学思想的一种发展形态,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做中学的语言教学途径。与传统的语言教学相比较,在任务型语言教学中,教师的角色也随之受到了新的挑战。本文将首先对任务型语言教学中任务的定义及实施的模式与原则进行深入地探讨和系统地阐述,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对教师角色进行新的定位。     

任务型教学法在大学英语阅读中的应用

英语任务型教学就是让学生用英语去做事,使学生通过大量的活动获得语言运用的机会,本文设计了一个具体任务,即如何用任务型教学法解决英语阅读中背景知识缺乏的问题。     

日本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以首相和农业保护三集团的相对影响力变化为中心

纵观近20年来日本签署的EPA,2013年以后其对象国层次和农产品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基于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以日本首相和农业保护三集团(农林族议员、农林官僚及农民组织)之间的相对影响力为中心,考察自民党政权(2000年4月—2009年9月)、民主党政权(2009年9月—2012年12月)及安倍晋三再度拜相后的自民党政权(2012年12月—2020年8月)的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的演变发现,随着"1955年体制"被首相官邸主导模式取代,日本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由共识型决策过程转为专断型决策过程,是引起上述两大变化的内在原因。安倍辞职后日本是否会延续专断型决策过程,还需进一步观察。     

辱虐后的收场:辱虐管理与领导趋避行为

已有辱虐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受害者的影响,而对施虐者自身的研究尚待丰富。领导者实施辱虐后心理压力如何缓解、人际关系如何重构、领导效能如何提升等,是推脱责任还是勇于担责,其推脱或担责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如何,已有研究尚乏关注。基于领导身份控制理论,结合趋避框架,明确领导者施辱后为符合领导身份而对受害者的趋避行为(包括帮扶行为、和解行为和推脱行为)效应,探究自我反思和外部学习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机制,同时考察独立型自我建构和依存型自我建构起调节作用的边界条件,以实现其合格领导的身份感知。通过三阶段问卷调查,收集来自湖北、广东和上海等地区460份有效问卷,借助Spss 26.0和Mplus 8.3,采用路径分析和bootstrapping法,验证理论假设。研究结果表明,(1)辱虐管理对领导者趋避行为中的帮扶行为和和解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推脱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2)自我反思和外部学习中介辱虐管理对3种趋避行为的影响。(3)自我建构部分调节辱虐管理与领导者自我反思和外部学习之间的关系,独立型自我建构负向调节辱虐管理与领导者自我反思和外部学习之间的关系,而依存型自我建构正向调节辱虐管理与领导者自...     

“双碳”目标下将绿色低碳型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纳入职业院校专业课程体系的路径探索

职业院校通过培养绿色低碳技能人才,不仅能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的建立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还能为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提供群众基础。绿色低碳型技能人才的培养模式与专业课程育人的模式相近,职业院校可以参照课程思政的路径,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纳入专业课程的目标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实践体系、师资体系,以实现培养绿色低碳型技能人才的愿景。     

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浅析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逐渐从原来的“援助型外交”升级为“战略型外交”。这一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援助主导阶段”、“经济援助与战略外交并重阶段”以及“战略外交主导阶段”。相对于时下比较流行的“贸易说”和“能源说”,本文提出了“政治战略说”来理解日本中亚外交政策升级的背后逻辑。并总结了三大具体原因,其中内因为日本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追求,外因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大国地区外交竞争的推动。     

经济转型、非正规就业与城镇增长的穷人受益性

本文在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基于穷人受益型经济增长的分析思路,讨论了1988～1995年和1995～2002年期间,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城镇贫困状况变动的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表明,两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都以扩散效应的形式惠及穷人,富裕人群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要高于穷人;并且在后一个时期中,穷人受益的程度更加高于前一个时期。在Sharpley分解的基础上,本文还根据收入构成对分项收入惠及穷人的程度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在1995～2002年期间,来自非正规就业的收入的穷人受益程度相对较高,并且成为这一时期穷人受益总指数高于前一时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