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福与荐亡——造像记所见北朝时期的追荐之风

北朝时期的造像记中,有大量追荐亡者的铭文。从发愿对象来看,主要是家庭和家族成员。这类造像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祈愿内容大多与宗教信仰相关。含有荐亡内容的题记表明,亲属亡故以后,通过造像为其超度,已经成为当时一种较为固定的仪式。而佛教的某些仪轨,已经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民众养生送死的重要依据。     

论贵霜经雕造像对早期敦煌石窟的影响——以“护法”模式和“二佛并坐”模式为例

早期敦煌石窟的建造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大乘涅槃系经雕造像的影响,即依据佛经文本进行造像。其中,一佛一转轮王的护法模式以及二佛并坐模式最能体现这一影响。此外,敦煌石窟的造像活动并非简单复制印度佛教的做法,而是在继承贵霜造像模式的同时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并集中体现在层积性、继承性和创造性三个方面。     

浅析龙门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

龙门石窟是我国石窟艺术的代表之一,其造像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这种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又体现出一定的政治因素和艺术因素。本文从造像的政治动因和历史上造像艺术风格的流变两个角度分析了这种独特风格的形成。     

《元景造像记》书法艺术探源

《元景造像记》是一方艺术价值很高的北魏(499年)时期的刻石,如此精美的造像记能够出现在当时荒远的辽西地区,实属罕见.本文抓住了万佛堂石窟功德主元景是北魏元氏皇族成员这一关键点,通过与在洛阳地区出土的元氏墓志和《龙门二十品》等不同类型魏碑书法风格的比较研究,合理地解释了《元景造像记》之所以有别于其他造像记的原因.同时,本文还从书体、书丹和刻工等几方面对该碑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另类"关公——红袍关公的文化诠释

受《三国演义》影响,今人误以为绿袍一直就是古代关公崇拜中关羽的标准装扮,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存世的文献与绘画显示,宋元时期关公的标准着装其实是红袍,这是他在当时国家封祀中王者尊号的身份彰显,以及作为道教馘魔元帅、佛教伽蓝护法、军队保护神的神性象征.入明之后,绿袍关公形象伴随《三国演义》的传播始渐入人心,绿袍成为关公儒...     

汉代生殖崇拜造像

在我国四川、广西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桑间野合》、《盆景》等生殖崇拜造像,这些造像直接延续了先秦生殖崇拜的文化内涵。在对“祖”“且”等古文字的考证中证实了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而在汉代的中原地区,已经率先进入了高度文明,生殖崇拜造像也随着儒家思想发展,扬弃过去,在造型上发生变化,从伏羲、女娲等造像中可以看到,这些造型是在传承历史的基础上向着人文化、文明化的过程演变。     

孔雀王朝不曾塑佛东周楚国何来造像--《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之献疑

《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的见解,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它在学术上取得的突破将是多方面的.但是印度佛教遗迹与有关文献证明,公元前孔雀王朝不曾塑造佛像,所以战国中期不可能有佛像传入楚国.其次,该文立论所依据的两件漆木雕刻,与印度佛教造像没有内在的联系.此二件漆器与印度的妙音鸟、莲花座,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故"佛像入楚"的观点难已成立.     

南朝长江流域的宫观碑记与道教造像——南朝十三通宫观碑记的梳理与讨论

长江流域是南北朝时期道教发展的重要地区,但宫观造像方面却遗存难考、史料不足。从现有考古成果和文献看,目前只能收集到十三通南朝宫观碑记。这些碑记记载了宫观中的神祗与造像,同时也涉及到一些宫观造像的形制材料。这些材料反映出当时道教造像的存在形态,即：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道教神仙的供奉仪式,但南朝宫观中普遍不设置神像。     

于阗木雕与中亚贵霜文化渊源考释

于阗木雕是西域重要的民间艺术样式,尼雅遗址中所发现的木雕具有三重不同的图像志来源。这三重图像志分别与塞人文化、犍陀罗佛教造像、大月氏人的游牧文化相关,这也是贵霜文化的混合型艺术特征在于阗木雕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