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地区农耕文化资源开发模式探究 ——以常州青松共享农场为例

文章对苏南地区传统农耕文化资源进行了分类.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苏南地区农耕文化遗产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经济价值、旅游价值,得出了苏南农耕文化遗产具有独具特色、不可或缺、内容多样、传承悠久等重大特点.通过调研发现苏南地区农耕文化遗产保护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常州青松共享农场为例,尝试探索苏南地区共享农场模式开发建...     

地铁经济对城市零售商业布局的影响研究——以上海为例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城市交通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地铁的运输量大、便捷、快速等特点无颖使其成为城市交通方式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纵观世界地铁发展历史,从1863年伦敦建成第一条地铁到2000年,这138年间世界已有115个城市建成地铁共7000公里。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内,     

自由的“双重面孔”——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批判性考察

自由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展开了对自由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求解。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语境里,马克思道说了自由的"双重面孔",即自由是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历史与现实、形式与实质的辩证统一。就自由与自然的关系来看,自然是自由的基础和限度,二者在"真正共同体"中得以统一;就自由与劳动的关系来看,私有制之下的劳动只是形式上的自由,雇佣劳动制度实质上却是一种剥削制度;就自由与资本的关系来看,自由只是资本的自由,它所透露出的是一种隐形的深层经济强制。正是在深刻体认"消极自由"的基础上,作为"自由之子"的马克思确证了谋求"真正自由"和"自由个性"的方略。     

高平陵之变再研究

司马氏亡魏成晋始于高平陵之变。司马懿因这次政变,剪除了以曹爽为首的曹氏宗室在朝中的势力。自此,曹氏宗室已基本上退出政治中心,司马氏掌控了曹魏朝政。治史者虽对高平陵之变多有评述,然其中仍有诸多史事语焉不详,不甚清晰。故须搜求剩义,发微显隐,对高平陵之变的若干史事重新研究与检讨。检讨内容分为五个方面:其一,司马懿二子的作用与政变的兵力配置;其二,洛阳武库与司马门考辨;其三,关于夷曹爽等人三族的问题;其四,高平陵之变后,魏朝对司马懿超乎常规的封赏——赐九锡与立祖庙;其五,高平陵之变成功的必然性。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三种“自由历史”

黑格尔把世界历史视为精神自由实现的历史——从"知道"一个人的自由到"知道"部分人的自由再到"知道"所有人都是自由的,精神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自我塑造、自我实现。他批判了那种把自由视为纵情任性即"我想怎样就怎样"的观点,认为那纯粹是幻想,即使是动物也不能纵情任性,而必须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除了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还要受到社会规律包括道德、法律等等文化精神的制约。只有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生活的人才谈得上"自由"。马克思把黑格尔所批判过的自由历史称为"野猪的自由历史",认为它只有在原始森林中才会存在;把黑格尔所赞成的自由历史称为想象的自由历史,认为它把人变成了唯灵论的存在物。真正的自由是整个人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实现,而不仅仅是人的精神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实现。与此相应,真正的自由历史只能是为个性自由奠定基础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实现史。     

从制度的作用推不出历史决定论吗?——回应鲁鹏教授的《制度与历史决定论》

我的专著《制度的威力》对社会历史给出了"制度决定论"的全新解释。鲁鹏教授对其中的基本观点不以为然,认为"从制度的作用推导不出历史决定论"。这个反命题被他用两个步骤的论证支撑:一是证明制度的作用是有范围和条件的;二是证明制度决定论在"两个理解"即对历史与历史决定论的理解和对历史规律与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方面,都存在无法解释的问题。可是,在制度决定历史亦即决定人们的活动这个意义上,制度的作用其实并没有"范围"的限制,也不是要取决于其他社会因素。而制度决定论关于"两个理解"的理解,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错误,包括使制度决定论给出的历史规律陷入自败。因此,制度决定论是可以成立的,继而历史决定论也是可以成立的。尽管能够确证历史决定论的"历史规律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但并不意味着找不到,而且应该是已经被制度决定论找到了。     

历史街区更新中的居民政策偏好——基于Q方法的空间认知与政策偏好模型

历史街区更新中的居民认知、政策偏好与居民参与不仅成为近年来城市发展实践的新议题,也是城市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体现了城市心理学视角对于城市空间重塑过程的讨论。以青岛中山路为案例,通过Q方法,对历史街区更新中居民的空间认知、政策偏好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居民的政策偏好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模式:独特性认知下的建筑物保护倾向,体现情感依附的开发式维护倾向,以及基于生活导向的参与式发展倾向。居民的空间认知体现为空间权利认知与文化认同两个维度,影响着居民对历史街区更新的政策偏好。此外,情感依附与参与经历体现了个体的空间体验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着居民的空间认知与政策偏好。在我国历史街区更新的实践中,为推动生活导向、居民满意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应探索建立基于有效认知获取机制的参与模式,并建立多元化的市民教育机制,从公共政策制定路径转型与市民认知转变两个环节,纠正居民空间政策偏好与城市公共政策导向之间的认知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