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文化：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认知逻辑——30年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可从认知逻辑找到根本问题的得失所在。30年研究表明,上世纪80-90年代的思想认知逻辑模式,曾为中国美学史奠定了高水平的学术起点,但随着学术背景和研究的深入,这种认知逻辑日渐暴露出认知维度单一的局限。2000年以来,从文化认知逻辑切入中国美学史研究,成为崭新的路径,此一路径以其多元视角切入、思想内容的深邃丰富和隐喻系统的对应补充,不仅标示了未来中国美学史着重创造性的“自己讲述自己”的学术品格,而且也预示了与国际美学在文化诠释方面可实现深层接轨的开阔前景。     

传统逻辑直言命题推理的扩充

传统逻辑的直言推理包涵易被忽略的内容,文中力图揭示这些内容;一旦用一阶逻辑形式化直言推理以后,在得到精确性的同时,又失去了思维的直觉,对扩展思维方法并无好处。但这种推理还可以用现代数学的图论进行扩充,发掘更多的连通关系;最后还可以用知识库理论扩充,以让传统逻辑发挥更大的作用。     

否定命题与负命题辨析

在传统逻辑中,否定命题和负命题有其相似之处:语句表达上都带有否定词,命题内容即命题所反映的事物情况上,或是对事物情况具有的性质的否定,或是对事物情况存在的否定。如何辨析否定命题与负命题的逻辑特征,无疑对正确掌握这两种命题形式及推理是大有裨益的。     

论道德意愿的原始发生及其实践逻辑

人的意愿由心灵自发而生,是以需要为内心活动和外在实践的根基,以实践理性获得材料与正当性,融合兴趣与偏好结构,在惯习的限制下形成的“有意于”结构,在努斯与逻各斯的指引下向往着属人之善。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意愿问题具有复杂性,现代性与全球化造成了意愿的非自主、非现实、分裂与冲突,相较于人清楚表现于客体世界的行为事实而言具有隐匿性。只有将人之意愿作为客观而普遍的要素概念置于人的行为逻辑中加以考察,才能完全地将特殊因素包含于普遍性之中加以思考,这样的道德判断原则才具有建构性,在其面对现实、解释个别时才具有范导性。意愿虽然对于道德选择具有存在因、始因、动力因的意义,对于道德判断与道德归责具有主体性的价值,但迫于诸多不确定、不可控因素,意愿仅能作为道德选择与判断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逻辑史的参照系应当是整个人类思想史本身——从康德、黑格尔、胡塞尔被邀约至逻辑史名人堂谈起

康德、黑格尔和胡塞尔对作为推理科学的逻辑学的理解有重大的贡献,然而,在标准的逻辑史著作中他们并不占据着显要的位置。的确,他们并没有以形式的或符号技术的方式直接地对逻辑的发展作出贡献。他们对逻辑的贡献主要体现于哲学的方面。他们通过研究逻辑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从而为逻辑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理解。     

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唯物史观的逻辑创新

唯物史观理论创新的逻辑在于从一般的抽象论证和思辨中解脱出来,深入到现时代的内部和历史表象的背后把握其特殊的时代逻辑,捕捉其潜藏于历史主体的历史活动之中并起主导作用的特殊原则。我国改革的时代逻辑是在批判和反思旧有原则的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它以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的逻辑力量推动着时代合乎逻辑地向前发展。打破固有体系框架的封闭和束缚,走向涌动的历史生活,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是发展和创新唯物史观的根本路径。     

马克思哲学范式转换的逻辑基础考察——从主观逻辑的立足点转到一切从客观逻辑出发

马克思哲学范式革命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根本的"逻辑转换",那就是从主观逻辑的立足点转到一切从客观逻辑出发。马克思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虚无缥缈的观念世界转向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他的哲学立场转换大体经历了从唯心主义的理想主义转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然后又从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从旧哲学那种超人、超自然、超历史、超阶级的"无立场"哲学转向现实的人的立场、立足于工人阶级认识改造世界的需要来实现哲学革命。坚持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唯物主义思想认识路线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合乎逻辑的哲学变革的基础或根本逻辑。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完全没有把握生活的根本逻辑或生活本质,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是它们的必然逻辑归宿。     

论佛教作为对世界的解释范式的逻辑可能性--一种元佛教研究的思路

对佛教作为解释范式的逻辑可能性的研究具有在先性和基础性地位,这是佛教存在的合法性和解释的有效性的前提。作者运用元研究的理论视界,从智证结构、解释范式、形式系统三个维度对佛教作为一种解释范式的可能性、必然性、能行性及相关性问题分别进行了论证。     

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建构的反思——以中国现代形而上学的建构为背景

中国现代形而上学的建构存在着“逻辑”(知性 )和“生命”两条进路 ,牟宗三的道德形而上学是对熊十力生命进路的继承。这一形而上学在净化传统儒家“意义本体论”的同时 ,又将“良知”变成了吞噬一切的“黑洞” ,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原始儒家“存在合理性”的偏离。     

符号学视阈中的马克思意识形态

符号学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不同的理论领域。无论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符号学分析方法运用的揭示,还是通过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文本的分析揭示其符号学特征,都是在符号学视阈下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再审视。在这一审视中,我们看到,符号学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排斥又相互佐证的张力,这种张力推动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