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族理说与全族谊:宗族内部民事纠纷的解决之道--以清光绪年间黟县宏村汪氏店屋互控案为例

根据对光绪年间黟县宏村汪氏族内店屋互控案的梳理,可以看出在族内民事纠纷的解决中,凭族理说是一套重要的道义程序,而全族谊则是必须遵循的道义原则。凭族理说与全族谊既保证了族内民事纠纷能够最终通过调解得到不失平衡的解决,同时也体现了地方社会与官方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从而维持了宗族社会的稳定。     

科技伦理学的激励型规范与系统功利主义－－科技伦理学激励型规范与约束型规范的互补结构浅析

从国内关于科技伦理学的研究现状出发,提出建构科技伦理学理论体系的任务;主张按照科技价值论-科技伦理规范论-科技道德论-科技应用的线索进行建构;论证了以功利规范与道义规范的结合或互补作为科技伦理学理论框架的合理性,同时指出了系统功利主义的缺陷.     

论罚金刑的道义报应根据

由于罚金刑是刑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刑种,与其它刑种一样,其报应根据中也必然有道义报应的一面。不同的道德观对罚金刑道义报应根据的理解有很大不同,他律的道德观认为罚金刑不具有充分的道义报应根据,而康德的自律的道德观认为罚金刑在等量报应方面具有充分的道义报应根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道德应是他律性和自律性的统一,据此,罚金刑不但对侵害财产犯罪、贪利犯罪,而且对于各种轻罪,都具有较强的道义报应根据。     

中西伦理学理论形态、道德范畴之比较研究

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西古今道德规范与体系之比较,从中可以看到中西在道德原则规范,伦理学体系的特殊性与共同性,对建立完善的科学伦理价值观颇有意义.     

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政策

所谓“道义经济”,乃是以生存安全为目标取向的“理性经济”,“生存伦理”则是集体层面的“生存理性”。在以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传统“道义经济”的过程中,如果置人们对于生存安全的基本需求于不顾,则这种市场经济及与之相连的制度必然遭到反抗与抵拒。面对这种反抗与抵拒,社会各界主要有两种反应：一是力图回复到传统的经济模式;二是在坚持“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以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将原先主要在村落小共同体层面上发挥作用的“生存理性”“生存伦理”国家化,转变为国家意志或者说是政府职能,现代社会政策的出现和发展即是第二种反应的基本内容。由此可以反观社会政策的经济意义：它不仅仅是拉动消费、提振内需的一种手段,更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生存扎根的社会前提。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来看,必须努力做到国家以社会政策手段为每个公民提供的保护的跟进与传统社会为个人提供的保护的消退同步。     

公民责任：动因分歧与协调

公民意识教育重在公民责任意识教育,公民责任意识教育的有效性在于激发公民内在责任养成动力;公民责任养成动因具有两种运行机制：功利论和道义论;功利论动因尊重公民责任的获利权而具有现实性,但强调责任的功利性手段又具有局限性;道义论动因以其“利他性”而成就了公民责任的崇高性和造就公民道德品质,但忽视甚至否定合理的个体利益诉求又超越了现实;只有将两者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公民责任教育的有效性和和责任行为的崇高性。     

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

本文着重讨论了四种道德学派即:以休谟和斯密为代表的道德感派、以儒家为代表的良知派、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和以康德为代表的自由意志派。并从两个方面对道德进行划分:从动机上把道德分为理性的和情感的,从层次上把道德分为功利的和道义的;进而将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情感主义、理性主义、功利论和道义论纳入一个统一的层次结构。与此同时,对儒家伦理和西方伦理做了较为深入的比较,揭示出二者之间的不同发展路径和互补格局。     

过渡小农:中国农户的经济性质及其政策含义

农户的经济性质通常是指农户在约束条件下追求风险最小或收益最大,经典的"道义小农"假说和"理性小农"假说对农户生产目标及约束条件存在认识分歧.本文指出中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农户的经济性质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性质,这可以从农户的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等角度进行说明.事实上,过渡小农也曾是日本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户所表征出来的基本经济特征.基于此,为了促使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立足于过渡小农的农户经济性质,围绕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三条线索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作为一种底层政治的日常反抗

詹姆斯·C．斯科特是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的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他以研究农民问题而著称,其有关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1976年）、《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1986年）、《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1992年）。     

从国际视野看胡适与傅斯年对日策略的异同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的“主和”与傅斯年“主战”虽是横亘在二人之间的一道心理鸿沟,但“和”与“战”各有其理由,并非像名词显示的那样泾渭分明.在对待国联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问题上,胡适出于世界主义和国际公义的考量,主张接受;傅斯年则秉持民族主义立场,在接受与拒绝之间摇摆.随着日本侵略规模的扩大,国联调解的失败,胡适谋求通过接受国际调停来使中国融入世界的愿望也付之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