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古代"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

“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它的确立经历了“周公制礼,明德慎罚”,儒法之争,儒法合流等几个阶段,并被西汉以后历代王朝继承和坚持。这一治国方略的运作是通过:修订礼制,梳理纲常名教,使之社会化;引礼入法,使道德法律化,法律儒家化;德礼至上,法律依循道德,使司法伦理化。     

在实践中丰富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的理念

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的理念是他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理论界历来重视研究马克思的这一理念,但却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把"个人全面发展"的提法转换成"人的全面发展"的提法.本文强调,这两种提法是有重要差异的,马克思说的"个人全面发展"是有严格的理论含义的.本文分析了这种"转换"的成因,同时也肯定了我国理论界在研究这一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此外,本文也指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有两个维度--道德维度和历史维度,以往的研究普遍地拘执于道德维度,从而遮蔽了马克思对"普遍异化"的历史意义的肯定.     

阳明心学中的道德知识与道德动机——从“良知发用”的角度看

基于比较哲学视野的分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题的解释在传统中包含着三种不同路径的理解,即形而上学论题、知识论论题和元伦理学论题。致良知学说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三种路径理解的统一,其中道德知识和道德动机的关系是把握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学说的关键。本文把心学工夫论理解为道德意识的自我展开和实现,通过论证良知发用的功能,阐明阳明心学中包含着近似于内在主义道德动机的混合模型,并由此产生奠基于道德感知和道德情感交互性的美德伦理论述。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新世纪伊始,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思想,是对我们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是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认真领会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更加…     

铸民族文化伦理之魂——《伦理与传统伦理论集》自序

<正>《伦理与传统伦理论集》是本人2007至2014这八年来公开发表相关主题论文的一个选集,能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本人深感欣慰。在此之前,本人曾有两个论文集,即《道德与人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伦理与传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前一本选集了我自1982年至2002年这二十年发表的部分论文,后一本则选集了我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职以来四年间(2002—2006)发     

坚持法律的规范作用与道德的教化作用相结合

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原则之一。法治不是万能的,法治建设需要道德建设的支撑和辅助;同样,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的规范和保障。坚持法律的规范作用与道德的教化作用相结合,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和有效形式。     

理性的灵魂 智慧的结晶———钟光荣经济哲学理论对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

钟光荣的经济哲学思想和理论给我们的启示,归结起来,就是能够使我们看到：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所有经济垢病,都是人为经济灾害;造成人为经济灾害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经济学的价值理论错觉所引致的社会经济实践错行.要从根本上消除这一经济知行之错,现代经济学就必须努力开显自然经济的真理和法则,并建立符合这个真理和法则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其对人们的经济知行进行约束和规范.但要使这种约束和规范行之有效,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培养人们效法自然博爱的道德理性.     

个体化与公共性夹缝中的差序利他倾向

本文从国—民关系演变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研究利他意愿的差序格局,厘清在公共性转向与个体化崛起的时期,陌生人社会道德范式的边界和制约因素,拓展对选择性利他行为的认知.通过2013年在南京市随机抽取809名市民进行电话调查,剖析公民利他行为倾向的心理形态,并研究“差序格局”的文化心理如何调适自我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张力.研究发现,利他成本削减正向意愿,助人倾向的审时度势消解了道德认知的整体图景,呈现多层级的分殊特征,利他倾向呈现非均质分布和梯度变化的差序影态,可视为转型社会凸显个体化趋势下的自我保护策略,短期内纾解了自利与利他之间的张力.“差序利他倾向”将善行的边界在道德成本与道德义务之间进行均衡调节,实现个体化与公共性的有效衔接从而延伸善行的边界,在陌生人社会中架构互惠利他的道德秩序.     

略析“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道德含义

体制性道德与个体道德相比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要求,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既要注重个人道德的规范和升华,更要注重体制性道德的合理与进步。“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和反映,它既是衡量一个社会体制是否具有道德性的主要标准,同时,它自身的含义中也蕴含了道德意义。揭示“三个有利于”标准与体制性道德的这种内在关系,目的在于强调“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合道德性和用伦理视角衡量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性     

企业文化的道德审视——问题奶粉事件所引发的思考

本文以对问题奶粉事件的思考为契机,梳理了企业文化与道德融合的历程,指出企业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能够促成企业道德氛围,但企业道德氛围存在重大隐患——“内部道德”现象,它对企业成员道德推理产生不利影响,问题奶粉事件集中体现了“内部道德”作用下的消极结果。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改进企业道德氛围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