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与1990年以来大学题材小说的叙事成规

1990年代以来的大学题材小说浸染着浓厚的消费文化色彩,并促其生成了一套深层的叙事成规。污名化的同质叙述对大学的指认带有否定性价值。二元对立的惯习叙事模式,主要表现为堕落与守望的对峙。新闻化的叙事使小说充斥着大量新闻信息,小说的想象与虚构因素匮乏。人物塑造类型化、浅显化,缺少新意与深意。     

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

本文论述了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作者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许多历史著述、民间文学以及社会实践中,凝聚了许多优秀的道德传统。文章分析了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特点,强调加强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研究,对于丰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内涵,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影响包头市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因素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等方法,了解到包头市城市居民体育消费的具体情况,通过调查所得的数据反映出经济收入、余暇时间、场地设施等是影响包头市城市居民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     

“法治”的含义应当准确——与张春生、阿喜两位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要准确地把握法治的含义，必须正确处理法治与法律、法制，法治与专制、人治的相互关系，法治的基本内涵与标志是民主政治与法律权威；与专制相结合的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人治的形式之一。法治的实现离不开道德的支撑，但将“法律全都转化为道德”的社会不是法治社会。法治需要弘扬优良的法律文化传统，但在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     

传统道德与大学生社区建设

随着办学理念的转变,素质教育的推行,后勤社会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班级概念的日益淡化,学生社区已日益成为学生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据统计一个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宿舍度过的.社区不仅具有一般的生活功能,其育人功能也日益突出和明显.     

"五四"时期国货广告对爱国主义消费仪式的构建——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

"五四"时期一直是我国近代研究的一个热点,然而,纵观当前研究重点,主要还是集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哪些影响,对怎样产生影响,即产生影响的具体过程和机制的研究还鲜有关注。本文根据詹姆斯.W.凯瑞传播仪式的观点,将广告活动影响消费者观念和行为的过程看做一种消费仪式的构建,并以这种消费仪式的构建为线索,论述当时的国货广告如何通过爱国主义消费仪式的构建来影响消费者的爱国情感,使消费国货成为爱国的象征,并变成一种时尚和潮流,最终使其成为当时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实现爱国主义的大众化和世俗化过程,以期为探寻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大众化的新途径与新方法提供借鉴。     

拜物教实质与符号拜物教批判之批判

面对消费社会中消费物、消费主体以及需求性质的新变化,鲍德里亚在批判马克思拜物教理论基础上替代性地提出了符号拜物教理论。由于过分凸显消费批判与拜物教批判的符号学视角,鲍德里亚彻底否认了物质生产,夸大了符号的主导作用与消费社会的非连续性,导致消解拜物教的现实道路的堵塞和幻想般的象征颠覆的出现。与之相反,马克思立足于从物质生产到资本批判的方法路径,从生产过程出发理解消费过程,阐释了消费过程的资本运作及其社会效应,并指明了拜物教实质和拜物教批判的辩证特性,从而为分析和超越拜物教的当代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引。     

寻求合法性——从经学到纬学

汉代政治的合法性由经学和纬学共同建构,二者都承继了先秦儒学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思想精义,然后各自加以发挥、扩展.经学所重在哲学,通过阴阳五行宇宙观下的天人感应为政治的道德合法性依据提供形而上论证,纬学所重在神话,通过一个虚构的帝王世系和他们受命的故事来展示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为正当.在思想上二者并不绝然分离,往往相互交错.经学和纬学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发生学意义.     

责任担当中的伦理困境及超越——以经典案例为中心的考察

培育和提升社会人的担当意识和负责任行为是现代伦理学的核心任务。对责任的担当和践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会遭遇诸多阻碍,而伦理困境则是这些阻碍中的深层次挑战。作为社会人的生存性境遇,责任担当面临的伦理困境主要有三类价值冲突:同质责任冲突、异质责任冲突和不同道德美德以及理想信念带来的不同责任要求。超越责任担当的伦理困境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是程序性路径。通过分析担当过程中冲突性责任要求的紧迫性、价值量,通过程序性比较,确定优先履行的责任类型。二是创造性路径。对于不可通约的责任以及价值,发挥道德想象的作用,通过实践理性在现实、理论、想象三者之间实现反思的平衡,创造性地实现担当精神。     

刘熙载词品说新探

刘熙载《艺概·词概》的词品说与韩愈《原性》有渊源关系。其以诗论词的道德批评原则与他所受的宋明理学影响密切相关。“三品说”有其积极意义,但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