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三个融合” 发挥育人功能——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策略

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工作深入开展,社会对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教师可以加深学生对民族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满足学生的成长需求,丰富学生的人生阅历,培养学生形成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为学生日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摒弃一些已不能适应当前教育发展的传统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生活经验的作用,使之与课堂教学相融合,拓宽学生的视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鉴于此,笔者围绕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展开研究,结合三个“融合思想”,进一步分析初中道德与法治和情境教学、生活化教学及案例教学的融合策略,以期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全面发挥学科育人功能。     

节俭与奢侈：生活的基本伦理问题

奢侈与节俭,都是生活所必需的,并相生相克地既构成个人生活和劳动的动力,也成为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动力。节制的原动力是“为了生活”,呈内敛性质,体现成人的美德;奢侈的原动力是“享受生活”,呈扩张性质,张扬成人的尊严。奢侈与节俭相生相克,必遵从限度生存的法则,形成奢俭适度的辩证法：奢侈逾度,必是恶;节俭逾度,亦是恶。以限度生存为依据,以奢俭适度为准则,建设奢俭适度的道德,必从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展开;努力于前,须着眼于奢俭适度的制度建设和政府表率;着手后者,公众性个人的奢俭适度,应以俭朴为原则;大众性个人的奢俭适度,宜鼓励通过勤劳创富而“足欲”。     

论虚拟社交中的“道德人设”

虚拟社交中的“道德人设”,是道德主体为了获得社交利益,在虚拟社交空间塑构的道德人格面具。道德人设蕴含着“主我”、“客我”及“真我”的有机互动与相对平衡,在其生成过程中有“应然之我”和“实然之我”的动态博弈、“主我”与“客我”的辩证互构、认知认同与反馈认同的自我统一。在利益的驱动下,“主我”隐藏、“客我”束缚、“真我”露馅可能导致道德人设的虚假、异化与坍塌。强化道德主体的“内生性”以促进人设的道德人格统一,弱化道德客体的“外生性”以避免人设的道德人格虚化,提升道德环境的“纯洁性”以营造表里如一的道德人设氛围,成为虚拟社交中道德人设走向道德合理的必然选择。     

论中国教育法典的编纂定位

在教育法典编纂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背景下,我国应当制定什么样的教育法典——教育法典的编纂定位问题成为当前教育法典相关研究中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教育法典的编纂定位直接决定了教育法典的编纂范围、编纂逻辑、编纂内容、编纂形态和编纂框架。从教育法典的本源性及中国教育法典的特殊性来看,我国教育法典的编纂应当明确以下五个定位,即教育法典应当是运用行政法、民法等调整规则和调整方法,来解决教育领域法律问题的领域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全面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适度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易于被民众理解、接受和使用的应用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以公民受教育权保护为核心的权利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以教育实体法为主,教育程序法为辅的综合法典。教育法典的编纂应当以上述编纂定位为编纂工作的始发点,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切实推动和保障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教育法典。     

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德维度

切实发挥道德的作用、实现社会治理的道德在场,是新时代推进“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党委领导中,道德在场体现为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的道德赋能;在政府负责中,道德在场体现为政府应承担起制度安排、治理决策和治理行为的道德责任;在社会协同中,道德在场要求发挥社会组织公益性、志愿性、非营利性的道德属性,让道德要求贯彻管理服务、组织动员、助力公益、脱贫攻坚、民主协商、涵养风尚、保护环境、绿色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和各方面;在公众参与中,道德在场要求切实提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道德认知、道德选择与道德践行;在法治保障中,道德在场要求实现德治与法治内容上的相互衔接、功能上的相互协调、实施上的相互促进;在科技支撑中,克服技术治理的价值中立及工具理性倾向,必须实现道德的介入。     

“天命流转”的完美逻辑与道德心态——传统中国“命运”信念的社会学阐释

“天命”构想作为中华传统神圣信念之一,象征着经由“天—命”流转而被解释为传统国运与个体人命的变迁机制,促成中国人以正命、随命和遭命三种方式验证天命人心的道德流品。这种“天命、道德、命运”信念的基本内容,根源于“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周公定律”,内含天即人、德即天、心即理的完美逻辑,呈现为以“正命”或“命正论”为楷模的道德流动范畴,以德成天运的国命和人命的方式,转成“知识、实践和行为”为特质的道德心态,继而拓展为天人同德、上行下效的科举选官制度和家国运作机制,并对当下社会的价值秩序与道德心态产生影响。     

国家治理中的宪法教义学及其双重理性化功能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以司法适用为主要取向的宪法教义学存在多方面疏缺,国家治理更应成为我国宪法教义学构建与运用的基本视野。国家治理对宪法教义学的需求集中体现在为国家治理秩序的正当性以及具体运行提供教义学阐释或论证。在宪法教义学的具体构建及运用中,应当重视处理好规范与经验、解释与反思、信仰与历史、原意与修辞等四对关系。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宪法教义学承载着对国家治理秩序的双重理性化功能,分别是推动政治决断的理性化和促进公共领域商谈的理性化。在政治决断层面,宪法教义学的运用侧重于政权体系的内部运用,基于政权体系内的议事、决策以及实施过程而解释宪法,其中辩证协调守成与变革、恰当把握“经史之辨”尤为关键。在公共领域商谈层面,宪法教义学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为社会成员间的理性讨论提供话语平台、为国家政权体系与社会公众通过商谈达成整合及动员提供话语基础。基于国家治理秩序构建和运用宪法教义学是国家理性精神的体现,不应局限于形式性地解释宪法条文,而是要立足于我国的体制架构和国情基础,深入理解国家治理的复杂考量与细致权衡。     

张锡勤伦理道德变迁史研究论要

张锡勤关于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的研究,对如何以“理论拥抱生活”回应伦理学研究的范式之问,如何以史论统一确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立场,以及如何以宏大叙事与微观视角结合呈现伦理道德变迁的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这对于中国伦理思想研究范式的转化、研究内容的丰富以及深入理解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基本精神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同时,张锡勤关于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的研究,对于在新时代条件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认识民族伦理文化等问题,亦具有现实启迪。     

网络文化安全领域法构建问题研究

网络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的网络文化安全规范存在权威性、系统性、协调性不足,单一传统的部门法学研究范式难以满足网络文化安全综合治理的需求等问题。从网络文化安全领域立法的政策基础、规范目标、调整对象及司法实践等方面综合考量,领域法学均可有效弥补传统部门法学的局限性,有利于实现网络文化安全法律规范体系的形式协调与价值融贯。构建网络文化安全法律规范体系,首先需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基础性法律地位,其次需注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及网络文化安全微观领域法的衔接,最终构建起一个中心明确、层次严密、差序有别的网络文化安全领域法规范体系。     

以文化自信为精神动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发展起来的。文化自信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文化自信、文化繁荣和文化建设工作,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文化篇。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标志着我们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