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考古”到“美学解救”——论现代“人”的福柯式解构

笛卡尔以来，主体问题始终是现代哲学最为核心的问题。但是，从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开始，主体已经声名狼藉，主体哲学的范式被视为陈腐过时了，传统的主体之争已经没有意义，无论语言是第一位，或者自我意识的个体优先，这两个范式中的任何一个都凸现和遮蔽着什么，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或者寻找一种介于这两种范式之间的思路倒是可能的，如米歇尔福柯之路。     

论魔幻小说中意象的美学意蕴——以《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为视角

"意象"这一古老的美学范畴,在当今的文学批评领域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对意象概念进行理论辨析的基础上,从魔幻小说中意象的审美创造和美学特征两个视角,探讨了魔幻意象的象征性和诗性特点,并尝试从视觉、想象、赋情、传达四个方面,描述魔幻意象的"美学空间".     

早期道教美学思想对汉画像石葬俗的影响

汉画像石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众多研究文章未曾于汉代文化整体结构与特定画像石语境的内在关联上进行通观,不仅使一些问题悬而未决,而且还演绎出新的误会,严重影响着汉画像石尤其东汉末期画像石这一不言灵石生命活力的解放.若从汉代早期道教文献视角去探询、观照和梳理画像石的宗教内涵和文化价值,以前许多误会及悬置的问题便可得到合理解析.     

读者高峰审美体验与《边城》的艺术魅力

作为一部具有浓郁诗意的作品,<边城>能激发读者沉醉的审美体验;作为一部具有悲剧意蕴的作品,<边城>能激发读者净化的审美体验.而沉醉和净化是两种高峰性审美体验,这就元怪乎<边城>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试论民族审美心理的稳定性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心理。民族审美心理世代相继,绵延不断,其恒常性和稳定性十分突出明显。究其决定因素,乃是一个民族生活栖息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独特的物质生产方式,而独特的物质生产方式是最终极的根源;并且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与审美情感方式所使然。     

从文艺作品的接受者与创作者的角度认识毛泽东美学思想——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

毛泽东从美学角度,论述了文艺作品的接受者的位置、范围、作用。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他们是审美活动中的主人。接受者在审美活动中起重要作用:没有接受者也就没有文学;文艺作品能否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者的反应与评判;接受者对文艺作品起着积极的、建设性的反作用,接受者对作家的创作意图进行检验,接受者期待视野发生变化,文艺作品必须不断适应这个变化,并在创作中体现这个变化,接受者影响文艺作品的再生产。创造者有一个情感移向的转变及世界观的改造问题。     

贾府的道教风俗及其“悲凉之雾”

道教的消灾祈祥法术在文学巨著《红楼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贾府,无论主子或奴婢,有的佩戴护身符欲消灾避祸,“仙寿恒昌”;有的炼丹烧汞欲升为神仙;有的打醮设道场欲解除冤孽;有的作法欲诅咒他人等。然而,那些欲消灾者病缠身,欲成仙者命早亡,欲害人者先害己,落了个烟消云散的悲惨结局,无不笼罩着浓重的“悲凉之雾”。撩起悲凉的雾纱,可以窥探出曹雪芹对道教“助教化”无望又找不到“补天”良策的彷徨苦闷心情。曲曲悲歌实际是曹雪芹对道教信仰及其法术失灵的形象化宣泄和标示。     

歌谣:新诗的潜在资源

周作人、刘半农等人提倡收集整理歌谣的最初目的，主要是民俗学意义上的。而当新诗被普遍认为缺乏必要的美学质素，写作者们四处寻求解困策略之际，歌谣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当作新诗的可能性资源之一。除在理论上把新诗与歌谣的关系作为一个话题加以探讨外，一些写作者也在创作实践中大胆地借鉴歌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新诗借鉴歌谣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美学”之说的质疑

国内学术界习惯使用的“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美学”说法是值得质疑的。应该把叔本华的美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及伦理学原则分开来考察,“悲观主义”一词只能用在他的形而上的观点上,而在美学观上,叔本华的“解脱论”根本是“乐观主义”的。叔本华并不主张自杀,他只对自杀作逻辑上推论,并非用在现实经验层面上。“悲观”和“乐观”是个不明确的述语,应该加以限制和说明,用“唯情主义”来指称叔本华的美学也许妥帖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