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质异形的神灵谱系--藏族湖神与水神关系透视

湖神与水神在藏族地区大量存在。文章从藏族民俗现实出发 ,认为水神与湖神主要有三种存在状态 :湖神与水神分离 ;水神是湖神信仰的核心 ;水神与湖神的互置。文章分析了湖神与水神信仰相异的原因。     

语言唤醒与《格萨尔》“神授”现象

中外学者很早就有人提出“语言唤醒”一词,语言唤醒究其实质来说就是在内外环境的刺激或激发下,语言潜力被开发出来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心理唤醒和语言唤醒表述了相似的内容。对于《格萨尔》“神授”艺人的神奇语言能力,学界目前仍是众说纷纭。文章认为：从心理唤醒的正向和负向两个方向可以合理解释“神授”艺人们的神奇语言能力。     

“木精为青牛”考释

植物精怪的动物化是一种世界性民俗现象,在中国古代则有“木精为青牛”的说法。究其原因,这一观念的出现大约有三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古代神话中植物神祗动物形貌的遗存;二是秦汉时期有“出土牛迎春”的礼俗,土牛、青牛与春天、树木关联在一起;三是中国古代有源远流长的青牛信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突出,这是“木精为青牛”说的民俗背景。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清至民国时期的东北民神

民神信仰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在其民神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与全国民神共同的特点,也有自身的地城特征.     

成长的悲歌--马克·吐温《圣女贞德传》简论

<圣女贞德传>表面上是一部圣女贞德的传记,实际上是小说中的叙述者德·孔泰的心灵成长史.整部小说的情节按照天真--神启(诱惑)与出走--冒险--迷惘--顿悟的顺序展开.文中的仙女树,象征着成长的意义和作者的自然神崇拜,它是作者与德*孔泰共同的精神家园.     

娱神与娱人的融合——从楚国“虎座立鸟架鼓”窥探先秦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

虎座立鸟架鼓是楚国工匠依据当时的工艺技巧、审美意识而创作的一种击打乐器,是礼乐制度从规范化到世俗化演化过程中的产物。以虎座立鸟架鼓为观照对象,可窥探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规范化、多元化、世俗化的演变历程。虎座立鸟架鼓从庄重到新奇的器型演变,从“夏黑殷白”到“尚朱尚赤”的色彩演变,从“娱神”到“娱人”的功能演变,证明了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东周时期音乐文化由“朝”向“野”、由“神”向“人”演变的进程,促进了不同阶层乐享方式的交融,也促进了乐器类型的多元发展与创新。     

楚简所见诸司神考

楚卜筮简中有八个冠以“司”字的神名,即司命、司祸、司录、司折、司祲、司差、司佗、司救。这些诸司神的职掌大多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其得名与俗世的官职存在某种对应关系,是相当晚起的一组神灵,普遍存在于战国时期各地的民间信仰之中,应属于职能神的范畴。     

上古汉语神灵系统

汉语—思想秩序既是汉语哲学新开辟的视野,亦成为其重要的论域。上古汉语精神世界就是在这种双重意义下作为研究对象而被厘定和追复出来的。这个精神世界由神灵系统和心灵系统组成。在汉语—思想秩序的论域,上古汉语精神世界属于研究的个案,但关于这个精神世界的研究却是体系化的,关于神灵和心灵两个系统的研究也同样如此。在上古汉语文献中,从人(魂魄)、鬼、神到帝或天形成一个连续的、等级的神灵系统。指称神灵的核心词语与上古汉语主流观念之间形成系统的内应和响应,这些核心词语的更动造就了观念相应的变化。在这个系统中,至上神从帝到天的演变,不仅导致心灵系统取代神灵系统成为精神世界的主导,而且也造就了人与至上神关系的根本变化,这就是从帝不与任何生人交通的绝对自由状态,转变到天与民直接交通并回应民之吁求的互动关系。天成为万物的原则和规范的根据和来源,而这就奠定了精神世界和社会的秩序确定性。诸如神、精和灵及其复合词的起源以及其指称和意义的拓展,既表明神灵系统的起源和形成要早于心灵系统,亦展现了神灵系统词语与心灵系统之间词语的对应、共享和通用。这种关系同时也说明了精神世界的内在一致性以及神灵系统和心灵系统具有共同的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