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绘中国民族文学的地图——评陈回球先生近著《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

陈国球先生近著《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面世，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香港的学术及文学著作与大陆的不同之处。     

秦始皇刻石铭文书写模式刍议

秦始皇刻石铭文作为秦王朝官方文献,与前代青铜铭文相比,在仪式媒介与施用对象、叙述模式与仪式语言、思想内核与制度建构方面都发生了变革。文本结构上,呈现出神灵与百姓的双重受众模式;文本内核上,建构起以个人为中心的功绩陈述模式;文本思想上,揭示了秦王朝在礼法关系模式上的曲折探求,探索出一条纳礼于法的政治道路。七篇刻石铭文作为秦王朝的官方文献自成范式,重新建构了具有秦朝大一统特色的铭文书写模式。     

历史祛魅、英雄重构与身份追寻——论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战争书写

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战争书写在中西跨文化视域下,以人道主义立场关注中国近代以来的战争以及海外华人经历的战争灾难,挖掘被集体记忆遗忘的历史,反思战争的残酷性;以独特视角关注底层、边缘群体,塑造另类英雄的光辉形象;以流散书写隐喻自我身份,凭借全球化视野消解西方霸权,建构身份的合法性。这些作品,突显了写作主体的双重视野,彰显着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对话。     

明遗民史著对明清易代死难女性的著录与模式化书写——以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为例

经历了明清鼎革的明朝遗民留下了丰富的关于明清易代的历史著述,在这些史著中,对死难女性的著录和书写成为引人注目的内容,高宇泰的《雪交亭正气录》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为专记明清更替之际死难人物的传记汇编,涉及死难女性的著录共六十二篇,所著录的死难女性在出身阶层、内容等方面特点鲜明,同时对死难女性的模式化书写表现的也尤为明显。这种著录和模式化的书写一方面是缘于作者著述目的的需要而有意为之,另一方面则归因于作者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     

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

都市民俗是在都市环境中蕴育形成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及语言民俗等。在20世纪华洋杂处的上海,都市民俗形成了其特有的兼容并蓄的特点。对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异质民俗”书写、40年代新市民作家的“日常民俗”书写,以及80、90年代当代作家的“民俗寻根”书写等阶段,从而建构起了一条跨越时空的都市民俗文学书写的独特的风景线。都市民俗的文学创作承传也积淀着作家个人的文化情结与国家民族的文化记忆,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     

祛魅与重塑——论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的历史书写

新世纪以来,在全国文坛历史题材的书写热潮中,西部边地的历史也成为作家书写和关注的重点。西部作家将具有无名性、个人化肌理的小写的历史,放置在具有共名特质的大写的历史长河中,让纵横捭阖的西部人物、家族历史的立体书写与绚烂多彩的西部文化、区域历史交相辉映。在对个人史、家族史、区域史等小历史的细致、生动和丰润的凸显中,西部历史小说拥有了一种波澜壮阔、深邃宏大的史诗性品格。西部作家多元化、多角度的历史书写,表达了他们重铸一个国家历史、民族历史的情感与愿景,传达出温暖的人性,体现正义与尊严的力量,让历史的光芒烛照现实,展现了文学的救赎功能。     

他们，用生命书写红色史诗——寻访健在老红军

95岁的吴忠义祖籍重庆黔江，现居住在咸丰县城。他参加过发生在恩施州境内的成丰忠堡大捷和宣恩板粟园大捷两次著名的战斗。同时，他是恩施州少数几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仍健在的老红军之一。     

本土认同的全球性--兼论民族文化的"三度写作"

现实生活中的“族群书写”、作家创作的文学与文化、作为文化批评的学术研究实际上体现了“全球化语境”从三个方面来影响我们的现实 ,即“生活层面的全球化、写作的全球化和言说全球化。     

“我”与“我们”——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类书写

本文将 2 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种整体文学现象来把握 ,从作家创作中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发 ,紧密联系不同历史阶段文学语境下的社会 /文学思潮 ,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在体裁、题材、主题、内容、形式、手法、风格上的继承与变化、同与异、呼应与背离 ,从对“自我”与“我们”的两类不同书写角度给予了宏观概括 ,并由此区分了 2 0世纪中国的三种作家。在剖析了两类书写各自产生的渊源和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承续、变异关系基础上 ,作者着重对 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提出了质疑 ,并揭示了 :新的文学生长点 ,正孕育在将书写“自我”与书写“我们”相融合的新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     

神秘·激情·历史写作——试析当下历史小说创作的个性与史实问题

90年代的历史小说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极具个性色彩的作品.须兰和赵玫的武则天题材历史小说可以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须兰《武则天》以"神秘"的整体艺术审美见长,赵玫《武则天女皇》则以其"激情"而引人注目.它们的艺术独创性尝试为当下长篇历史小说创作艺术审美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多条途径;同时在个性与史实关系处理上存在的偏颇也体现了当下历史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