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船山《和梅花百咏诗》

《和梅花百咏诗》是王夫之康熙四年(1665)为悼念亡友而作的组诗。勾稽史实,通过对序言的解读,可见船山于隆武丙戌、庚寅、乙巳三个历史时刻特殊的人生经历,以及所历人事导致的心态转变。《和梅花百咏诗》为一组"追和"诗,此类诗歌在船山诗集中数量颇多,且情感浓烈,可视为船山以诗存人、以诗纪史的意图表达,是其对自我生命史的阐释和书写方式之一。对《和梅花百咏诗》进行文本细读,可见船山遗民大儒的焦虑、孤贞与深情。另外,从《和梅花百咏诗》亦可见船山追求"雅训"的诗学思想,并与钱谦益《书梅花百咏后》流露的诗学观念不谋而合,于此可对明末清初复兴诗教的诗歌思潮窥之一斑。     

陕西岐山女真遗民完颜氏世系碑文考释

陕西省岐山县蒲村镇洗马庄村保存有自元代以来女真完颜氏的多种文化遗存,除各类传说、风俗、祠堂、墓葬之外,还有保存完好的完颜氏世系碑一通。碑文记载了完颜氏自高祖完颜准元末于洗马庄开府建衙至明代中期共计十一代人的谱系。碑文按照昭穆次序,分列人名共计170位,同时对其职衔、配偶及子男做了简要记载。元明时期的完颜族人在秦陇地区较为活跃,早期军事将领众多,晚期逐渐重视科举。岐山完颜氏所尊奉之完颜鄂和墓,墓主应为家族高祖完颜准,被元廷追封为镇西侯。四世祖完颜也先帖木儿入明之后获赐姓王,与包括五世祖完颜福得在内的数位完颜族人,以武将身份活动于洮岷地区。结合史志文献考释碑文,相互认证,或可填补元明时期女真遗民在西北地区活动的历史空白。     

李鹤田临安之行与相关诗作的考察

临安陷落后八年,南宋画院待诏李从训之子李鹤田重游临安,这是南宋遗民文化史上一个重要事件.他此举意在凭吊故都,寻访旧友,其间与汪元量同过孤山,且作有述怀诗《钱塘百咏》.李鹤田从庐陵动身时,刘辰翁有饯行诗;从临安归庐陵时,周密、林昉、阎宏、姚燧、张广微等人皆有诗赠别.诸诗皆保存在《(道光)吉水县志·艺文志》之中,其中周密《赠李鹤田供奉》十首是周密本集《草窗韵语》及《全宋诗》失收的佚诗.李鹤田的临安之行牵动起多位南宋遗民的故国之思,诸人往复酬唱,抒发黍离之悲,诗中寓含着师法少陵以诗存史的诗史心态.     

仇远《无弦琴谱》中遗民心态的意象呈现

大自然的一切风物在仇远《无弦琴谱》中蕴涵丰富内容，如花草树木意象蕴涵的文人趣味，雀鸟飞禽的象征意蕴，山川日月的时空变幻等等。仇远倾向于选择具有阴柔、纤小特性的物象，美感类型上趋向于冷淡、灰暗、萧疏，这和他亡国后“悲”“愁”“怨”“恨”的情感类型相一致。     

谁怜白骨掩黄沙--清初绍兴二遗民的生平与创作

清初绍兴遗民群作为清初浙东两大遗民群之一,又分为在乡本籍遗民、在外流寓遗民和寓此外地遗民三类,该文介绍鲜为人知的第二类两个代表遗民的生平与创作.两位都是在明亡之后寓居吴地、终老吴地者,尽管一个更多地张扬了越文化精神中侠肝义胆的一面,一个更多地表现出越文化精神中诗酒风流的风采,一个诗风直率与渊雅兼备,一个诗情多磊落奇伟不平之气,但贯穿他们全部生平与创作的坚韧人生态度和坚定民族气节,则完全是相同的.     

《论语》“先进于礼乐”章索解

《论语·先进》"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一章,历来众说纷纭,难得确解。旧解多谓"先进"、"后进"或"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各自成词,联系上古时期的语言特点,"先进""后进"以及"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皆不成词。此处"进"当为"进献"义,同"荐","于"义同"以","野人"为孔子时代居于城外的殷代遗民,那么"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即"(祭祀时)先施礼奏乐的是城外的殷人,后施礼奏乐的是国都里的贵族",如此理解,正好可以和《礼记·郊特牲》"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相互印证。孔子对殷周礼俗的态度是择善而从的。     

逆境与重生:论中国古代遗民画家的艺术观

中国古代历史中的遗民与遗民画家主要集中在元明清之际,伴随着朝代更迭而层出不穷。作为画家所需要的来源于生活的艺术素材却被国家灭亡、自身生存危机的现实境遇所替代,抉择是遗民画家首要面临的问题,出仕和不仕甚至成了评判人格的标准。本文旨在梳理中国古代遗民画家在亡国背景下,面临艰难处境所表现出的绘画艺术观念,从而了解他们在逆境中迷惘、成长与重生的精神诉求。作为一个艺术群体,他们在政治立场、人生观、创作手法上有着近似的一致性,这就可能引发一门新的学科,即"遗民群体文化学"的深入研究。     

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与文学书写——以水绘园与稊园为中心

水绘园和稊园的设计都出于对现实中王朝兴替带来的痛苦的规避,但又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遗民园林的两种典型。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是“诗可以群”的文化传统与文人雅集的文化记忆之承续,“园隐”则是园林雅集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是易代之际文人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生存困境后作出的安全选择。遗民园林对易代之际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象征着“精神桃源”。易代之际的遗民借助现实的文化空间,将非常态的人生境遇、改朝换代的沧桑之感揉进纵情逸乐的极致享受中,勾连起对往事的追忆与挽留,代表着一种重返故国、回归故园的人生渴望。园林的封闭性与自足性隔绝了永失故园的沉痛悲苦,代替故园成为一处超越现实的精神存在,存放鼎革之际的文化记忆,寄托着遗民们对现实世界与个人处境的迫厄之感与避世之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