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的深处进入传统——何其芳《休洗红》的古典意象与意绪

何其芳《休洗红》一诗几乎全由古诗词意象暗缀融合而成,这些意象形成诗歌的基本骨架,营造出新诗中最具古典美的意境与画面.同时,它们又被诗人重新激活,以古典内涵为原始依托,在诗人的语言场中生长出新的义项,表达着诗人的现代情感与体验.     

听别人说走自己路——美国现代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补墙》之思考

墙该不该砌,坏了又该不该修,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而定.在做一件事情时,我们既不能只听别人怎么说而没有自己的主见,也不能像但丁说的那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最佳的办法应是"先听别人说,再走自己的路".对一个人而言如此,对一个国家来说也一样.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快更好.     

浅论杜诗的"诗史"性及其现实价值

杜诗具有很强的"诗史"性,源于诗人的儒家风范;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凸显出两大主题:忠君爱国和民本思想.在"以人为本"的今天,"诗史"性的杜诗焕发出优秀的人文精神而显示出丰富的现实价值.     

也谈“治世也能出好作品”

一、“国家不幸诗家幸”是中国历史特有现象 2007年8月15日屈超耘先生在《文汇报》发表一篇题为《治世也能出好作品》的文章．提到中国历史上可堪注意的一种现象：国家衰乱之时．往往大诗人、大文学家、大思想家群星灿烂,人才辈出;而国家大治或强盛时,思想家便销声匿迹,了无踪影,好诗、好文章无处可寻。     

生活的留恋与心灵的放达——以白居易为中心的洛阳闲适诗人群

唐代中晚期,在洛阳形成了一个以白居易为中心、以致仕及分司官员为主体的专写闲适生活的诗人群体.他们退罢洛阳,不复关心时政,悠闲于山水园林,沉溺于声色宴饮,耽玩于彼此的交游,关注个体生命的适意.洛阳闲适文人诗酒唱和在文学史上被传为佳话,对当时及后来的文人学士的人生态度和诗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末七家山水诗简论

文天祥、汪元量、真山民、谢翱、林景熙、郑思肖、萧立之等宋末爱国诗人的山水诗,渗透了伤时忧国之情,总体格调沉郁苍凉,却又具有不同的艺术个性,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两方面,都给宋代山水诗注入了新因素,改变了南宋后期山水诗过分追求纤弱的风气.     

船山南北朝诗评的辩证思维

船山对事物的认识有自己的辩证思维方法。他将这种方法用来研究南北朝诗歌,便将主观与客观,个体与整体,现实与历史结合起来,既注重史的探源,又注重个体的考察,还注重艺术特征之探讨,并分别将它们置于动态的、比较的、对立的鉴识之中,从而对南北朝诗歌作出了尚公允的评价。     

揭开陶潜的面具：经典化与读者反馈

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说,伟大的作家总是那些“简直就是压倒传统并包罗它的人们”。陶潜(365？—427年)这位曾多少个世纪来激发起文学史家研究兴趣的中国传统中最早的诗人之一,也正是这样的一位诗人。陶潜一生才写了约一百五十首诗、十篇文与赋,在当时的文坛上又是一个边缘人物,他后来在中国文学史上居然能占有如此重要的经典位置,这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在文学史上他的经典化的一个关键时刻就在于苏轼宣称陶潜是一位空前的大诗人,     

新诗潮诗人与死亡意象

针对某些新诗潮诗人自杀及新诗潮诗歌中死亡意象呈增长趋势的现象,进行概括比较和个案剖析,探讨诗人自杀的因由和死亡意象的诗学意义.诗人轻生的原因错综复杂,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观因素;死亡意象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前者有诗学意义,后者起误导作用.     

剪烛西窗

“何当共剪面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名作《夜雨寄北》的诗句。想那西窗下,荧荧一烛,诗人促膝夜谈,几番风雨成隔世,共话白头到跟前,看那烛光由短而长、由高而低、执剪修心,是何等的悠然！　　你点过蜡烛吗？看过那跳动的烛光和飞舞的烛花吗？感到过那蕴藉中所含蓄的幽幽之情吗？　　选蜡烛,实在有很大的学问,尤其是那“烛心”,偏了的不能要,否则燃烧不会均匀;太粗了的不可取,因那烛火虽强,却消逝得快,且少了情趣;太细的也不能用,因为一点微风,就会使它熄灭。至于点燃的时候,就更要讲究了：那烛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