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缘起、过程及解决

从1975年开始,进入香港的越南难民和船民逐年增多,对香港社会造成了很大影响。港英当局根据难民结构、自身情况和外部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其越南难民和船民政策。难民遣返问题是处理越南难民问题的关键环节,香港和越南政府围绕争议进行了积极协商和合作,使问题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通过实施＂扩大本地收容计划＂允许难民和船民申请居港权,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     

论境外追逃中的异地追诉模式

异地追诉是我国办案机关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种有效的境外追逃方式。境外追诉的适用具有一定的替代性、辅助性、双重刑事制裁性。开展异地追诉能够及时对外逃分子进行惩处,促进犯罪资产的追回,促使外逃分子被遣返回国。但是,异地追诉取决于外逃人员所在国的意愿,高度依赖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且境外追诉的证明标准较高,刑事诉讼程序较为繁琐。运用异地追诉模式开展境外追逃时,需要熟悉外逃人员所在国的刑事法律,提供外逃人员犯罪的证据并配合调查取证,促使外逃人员在审判或者服刑完毕后被遣返回国;同时,也应注重民事诉讼等方式的追赃作用,发挥异地追诉与国内相关法律程序的合力。     

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日侨的遣返工作

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肩负起遣返境内日俘侨的义务,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制定了详细的遣返计划。北平市遵从上级指示,按照所定计划,将日侨平安遣送回国,顺利地完成了遣侨任务。在遣送过程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实行了"以德报怨"的政策,对日侨表现了宽厚仁爱的博大胸怀。     

试论我国非法移民遣返制度的完善路径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推进,涌入我国的非法移民也呈增长趋势,不仅提高了社会治理成本,而且由于管控和遣返执法难度较大,导致打击非法移民和偷渡的任务十分艰巨。目前,我国非法移民遣返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依然存在着相关法律的系统性和针对性不强、忽视非法移民源头防控,执法部门配合不够、非法移民管控实效性不强,非法移民遣返专业人才队伍缺乏,国际合作不足等问题。为了有效发挥非法移民遣返制度的作用,提高非法移民治理工作实效性,我国必须从积极健全法律法规、密切执法部门配合、打造专业执法队伍、积极深化国际合作等方面改进和完善当前的非法移民遣返制度,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研究

抗战胜利后,为尽快遣返滞留中国大陆和台湾的370万名日本侨俘,国民政府本着国际人道主义之精神,在美国政府的帮助和协调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主动地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和台澎地区遣返日本侨俘。新中国成立后,绝大部分日本侨俘已经回国,剩余之4万名日本侨民也被陆续送还回国,只有极少数人获得中国国籍。这一体现中国人民不计前嫌、宽宏大量、与人为善的民族品格之历史事件,尚未引起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研究缺乏宏观的综合性研究成果,甚至华南地区的日本侨俘遣返尚未被纳入学界视野。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拓宽研究覆盖面,广泛挖掘遣返日本侨俘之史料,细化遣返日本侨俘的相关内容,推动这一研究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论引渡的常规替代措施

引渡替代措施可分为常规替代措施和非常规替代措施，引渡的常规替代措施包括非法移民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本文对上述三种常规替代措施，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研究，概括出了他们的定义和特点，以及时引渡与非法移民遣返的不同之处作了比较，并指出了遣返非法移民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利弊；同时，对异地追诉与“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和诉讼移管的区别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详细地论述了劝返的对象、特点及对接受劝返行为的承诺等问题。     

香港的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

香港作为印支的第一庇护港,在1975—2000年间先后接收了23万越南难民和船民。这些人部分被遣返越南,部分被安置到第三国,但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因为各种原因滞留在香港,迟迟得不到安置。2000年初,香港特区政府推出"扩大融入本地计划",允许滞留香港的越南难民和船民申领香港居民身份证,才基本解决了这一历史问题,但又给香港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抗战胜利后遣返日侨在华财产处置及其流向

抗战胜利后的一定时期内,制定和实施遣返日侨在华财产处置政策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项紧迫而重要任务。国民政府不仅对遣返日侨所带财物数量、遣返日侨财物的接受和管理等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而且对如何落实这些处置办法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从遣返日侨财产的流向来看,除了将战争期间在华日侨非法侵占的财产发还原主外,大部分遣返日侨财产均由中国当局接收机关直接拍卖或分配使用。此外,也有一些遣返日侨的财产被业主私自处理,有的甚至被不法之徒所抢夺或窃取。     

北洋政府对一战俄国华工的保护与遣返政策

一战前后,数十万华工远赴俄国,北洋政府为了保护华工的合法权益以及遣返华工归国采取了一些列措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制于华工出国途径的复杂性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微妙关系,加上北洋政府不能很好地协调华工与华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在自由出洋阶段过于放任的政策带来了无法化解的弊端,导致了最终无法很好地完成其保护与遣返的既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