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例“福彩”彩金计算纠纷案——一注彩票四种算法是否克扣彩民

2001年11月19日,全国首例彩民因彩金计算方法存在异议而状告福彩中心的纠纷案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辽宁省福彩中心、大连市福彩中心也首次同时坐到了被告席上。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徐偃王在舟山史迹考

徐姓以国为姓。徐姓氏族原是岛夷族，崇拜鸟图腾。西周穆王时徐偃王因施仁政、不修武备而失国，逃战到舟山群岛。舟山至今仍有不少有关徐偃王的文物、史迹与传说。     

两周之际诸申地望及其称谓辨析——周“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历史文化背景研究之四

在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政治格局形成之时 ,有两个申国存在 :一为西申 ,即申侯之国 ,地在今陕西省眉县东北 ;一为南申 ,即申伯之国 ,地在今河南省唐河县以南。《国语》谓周幽王太子宜臼被废之后所奔之“申” ,即《竹书纪年》之“西申”。南申都邑为楚所攻灭后东迁至信阳 ,后人谓之曰东申。骊山之戎即骊戎而非申骊与晋申 ,周宣王所伐之“申戎”为姜戎之别种而非西申     

清初广陵词人群体考论

广陵词人群体是开启清词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它尚缺乏基本的研究和准确的文学史定位。广陵词人群体是清代顺治末至康熙初年特定地域(扬州)词学活动引来的一次词人群体聚合,其领袖人物是短期到扬州任推官的文坛盟主王渔洋,引来大批文人在扬州聚集的是这样两项词学活动:社集酬唱与合操选政。这两项活动聚集了四类词人:1、扬州土生土长的词人;2、以外籍而长期流寓扬州或终老于扬州的词人;3、短期游宦或居留扬州、参加过王渔洋等人组织的词学活动的外地词人;4、扬州外围与王渔洋等人有诗词往来的一批词人。这个由四重人员组成的群体,阵容十分庞大,其中里籍、生平和作品尚可考见的就有90多人。本文考述了这90多人的生平和作品,并论证了:广陵词人群体只是一个结构松散、活动时间不长且其成员的艺术宗尚并不一致的作家聚合体,而不是一个文学流派;但正是这种群体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一般地域性流派所缺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促成了清词中兴的第一个高潮的到来。     

王闿运与“梅”

“梅”在王闿运的词集中出现颇多，词人从不同的角度赋予“梅”不同角色：有积极向上给予人希望的“梅”，有让宦游旅人倦游思归的“梅”，还有独立窗前伴人隐居的“梅”。“梅”意象丰富了王闿运词作的内涵，也成为他人格与心路历程的写照。     

荀子的鉴史思想

吸取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是荀子鉴史思想的立足点.其内容主要有"法后王"、"以近知远"、"详近略远"及在此基础之上坚持"礼治"为本等.     

问责-避责关系新解：基于“行动-制度-环境”框架

问责与避责间的关系是责任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问责导致避责的机制亟待探究。以X县早稻生产政策过程为例,基于“行动-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上级问责与基层避责之间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基层干部避责行为是上级问责制度与基层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作为责任者的基层干部面对上级问责压力和农民抗拒压力的理性选择。为贯彻落实非粮化整治政策,上级通过责任分配、责任考核和督查问责制度,给基层干部施加了巨大的早稻生产责任压力。而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中稻种植模式为主导的、较为稳定的生产秩序,拒不执行早稻生产政策。承受双重压力的基层干部只能采取责任兜底的属地化机制、利益交换的市场化机制和联合避责的科层化机制来规避上级问责风险。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隐匿信息、集体负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环境,再造了基层治理结构。     

理性为什么被邪恶击败?——读戈尔丁的《蝇王》

《蝇王》自1954年发表以来,大多数有关评论集中讨论了该书的性恶论及其对现代世界的哲学、社会和政治含义。本文在进一步探讨《蝇王》的性恶论主题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它的理性和赎救主题,指出被一般评论所忽视的人物形象西蒙不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救世主形象,而且这一形象蕴含着现代人理性的泯灭和理想人格的隐退乃至消逝;《蝇王》的根本寓义并不在于人性邪恶的本身,而在于同邪恶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