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冶金史研究的前行者(二)——1974～2004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创建与发展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是国内最早从事专业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机构之一,在中国古代冶金史学术研究中做出了一系列杰出工作。文章通过对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①的前任所长——韩汝玢教授的访谈,回溯了该所早期的发展和建设情况。      

尼尔·盖曼与《美国众神》

奇幻文学作家尼尔.盖曼被誉为美国十大后现代作家之一,其长篇小说《美国众神》赢得了多项文学大奖。本文对这部小说做一简介并分析了小说两大主题,即主人公影子身份建构的过程以及作品中作者依神话为依托对美国移民史的演绎。这部小说不仅有极强的趣闻娱乐性,而且富有强烈的哲学意味和史诗般的宏大,突破了文学作品的严肃与通俗的界限,展现了这部跨类型之作的雅俗共赏的魅力。     

三国故事传播史述论

三国故事的漫长传播史,经各类传播方式长期参与,由历代文人撰述与丰富的民间记忆共同构成。三国故事传播史多元并存的独特结构,是孕育培养《三国演义》的文化沃土。然此杰出的古典长篇小说,亦属三国故事漫长流播史的环节和支脉,而非三国故事漫长传播的最后定本。     

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反思

"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具体而言,主要经历了.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三条西化之路.要使中国古代文论从"失语症"中解脱出来,必须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承认中国文论较之西方诗学的异质性和话语独立性,避免"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的倾向;第二,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中进入"古今对话"的现代阐释性理论视域;第三,在"古今融会"的同时进行"中西化合".以中国文论的话语规则为本,融和或化用西方的理论资源,最终达到中西跨文明对话语境下的"中国化"研究.在承认中西方文论异质性因素的前提下,进行跨文明对话,中西文论思想的交流、互补和超越,最终达到"中西化合"的无垠之境     

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随唐五代时期》

近二十年来，人口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显学之一，已形成较为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就其研究内容而言，主要包括户口统计制度、人口数量的变动、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人口结构、人口政策与人口思想(人口观念)等六个方面。其中，户口统计制度的研究属于制度史范畴，     

法的本质属性：一种学说史上的考察

“法的本质”问题是法理学或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对法本质属性的把握需要梳理西方各法学流派以及我国的法律观念,深入反省历史上的学术弯路,审视当下的作为,才能发掘其本质内涵、目的和意义。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

法律史若要走出法学“边缘学科”的困境,可尝试自法律史研究旨趣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传统法律史叙事框架的法理学“修复”、“法理学化”的法律史研究等方面,进行研究范式重构。法律史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不仅要求厘清史料与史实的关系,还要求对新的史实的发现始终保持开放心态。面对传统法律史叙事只关注“历史—事实”而带来的诸多缺陷,应引入“历史—事实—原因”的法理学叙事框架予以弥补。“法理学化”的法律史分析,可在承认法律人类学“可翻译性”理论基础上,自静态与动态法理学双重视角同时展开。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范式建构是一项体系化工程,需要以跨学科视角来进行知识、方法与技术等层面的深入探究。     

中国城市史研究:源流、现状与前景

中国城市史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得到了现代诸多学科发展的推动和新兴的城市史学的影响。当今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并形成了城市历史地理和古都研究、城市社会史研究、城市文化史研究、城市经济史研究、比较城市史研究以及城市史学理论研究等热点专题领域。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可从城市史学的学科建设、城市史研究视野的拓宽与领域的开拓、城市史的整体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等三个方面寻求突破。     

关于《台湾当代新诗史》撰写及余光中评价问题——回应台湾高凖的批评

高凖以蔑视"政治挂帅"的人士自居,强烈反对<台湾当代新诗史>中加入反独促统内容.把政治妖魔化,把文学史的自主性等同于非政治性,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受过余光中伤害的高凖,对余光中有很深的成见和偏见,这影响了他对余光中文学成就的客观评价.关于"余光中热"在大陆的形成,决不是如高凖所言自上而下出自于统战部门的指示,而是出于广大读者对余光中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认同,是自下而上产生.究其原因,主要是余光中本人的艺术成就所使然.     

纪实传真 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