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劳务经济是促进贫困地区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以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农民进城务工是社会进步的一大跨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贫困地区发展的必经之路。临夏州农民人均占有资源的绝对数小，富余劳动力相对较多，农民向土地要收入，增收困难，必须把相当数量的农民分流出来，实现农民择业的多元化。因此，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发展劳务经济，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拓展农民致富空间的重要渠道，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是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     

农民合作组织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组织化研究——来自广西大平山镇江下、江岭村罗伞陂坝灌区用水者协会的调查与思考

以大平山镇江下、江岭村罗伞陂坝灌区用水者协会为例进行调查,就农民合作组织在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中组织的组建需要、难题、困境和作用等进行思考,探索农民合作组织在村庄治理中的善治之路,农民合作组织是实现村庄公共产品供给上下沟通的有效组织载体.     

个体化视角下农民身份变迁的路径及未来

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激烈变迁,其中个体化是现代社会呈现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在个体化的影响下,农民从传统社会"先赋性"身份脱域以后,逐步经历了集体主义时期集体化身份建构及改革开放以后个体化身份建构的历史变迁。研究认为在个体化社会,农民现代公民身份的塑造是农民身份整合的有效路径。     

城市化改造传统农民——基于劳动力城乡双向流动的视角

城市化是推动中国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重要结构性力量,城市不但为农村培养了现代农民,而且为非农产业的发展培养了现代工人和企业家精神,两者的有效结合为农村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和要素支撑。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迅猛扩张的同时,城乡协同发展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种新的发展思路,这可以有效避免当前单一发展大城市策略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本的急速膨胀,还可以激发乡村创新与创业的活力,为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提供新契机。     

农户生计与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 ——基于301份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对湖北省随州市和黄冈市301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有相当比例（41.5%）的农村劳动力愿意成为职业农民,当前农村社会并非无人愿意种地,而是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及其家庭面临“无地可种”的困境。（2）农户生计显著影响其劳动力的职业务农意愿。就生计模式而言,相比于纯非农户,兼业农户中的劳动力更可能选择职业务农;就资源禀赋而言,拥有可代替劳动力的农机具及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具有正向刺激作用;就生计状态而言,家庭货币支出压力越大,其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越强。此外,个体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政府农业补贴力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转入耕地难易程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铭贤学校“乡村建设”模式探究

近代山西在阎锡山主导的"权力本位"乡村建设模式之外,铭贤学校将自身发展与乡村建设相结合,探索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本位"乡建模式。这一模式针对近代处于快速衰败中的山西乡村,以悲天悯农情怀为鼓舞,依托学校农科专业的建立,在吸取其它乡村建设流派长处的基础上,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发现乡村问题,再辅以农业技术推广缓解乡村生存危机,同时在乡村建设中注重提升农民地位,吸引农民积极参与,逐渐形成了"科学本位"的乡建模式。这一模式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阎氏"权力本位"模式的缺陷,为近代山西乡村变革做出了有效的探索,也促进了学校自身的发展。     

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轨迹、影响因素及培育策略——基于19个省市39位新型职业农民生命历程的分析

通过对全国19个省市39位优秀新型职业农民的生命历程进行分析,发现其成长轨迹呈现出折勾型、倒梯型、V字型、阶梯型以及N字型五种类型,并且不同来源、不同世代的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轨迹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究其原因,新型职业农民终身发展的动力支撑显得不足;新型职业农民的个体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政府扶持与引领作用有待继续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并未得到恰当的把握;影响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相关利益主体分布比较广泛。针对以上情况,提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策略:强化政府主导力量,增强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吸引力;吸收年轻优秀群体,壮大新型职业农民的新生力量;重视人地实际需求,把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时机。     

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的有效保护

当前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主要表现为:流转价格偏低,固定不变;流转收益分配不合理;土地的农业用途被改变;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被侵犯等。其原因主要为: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所有权主体虚位;农民权益保护相关制度不完善;基层政府对土地流转的不当干预;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等。为了加强对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权益的保护,需要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归行政村一级农民集体所有,并完善相关制度;减少乡镇府的不当干预,强化乡镇政府对土地流转的指导与监管;培育县、乡两级土地流转市场化服务环境等。     

回流农民农业经营职业化的影响因素

基于在甘肃、湖南和贵州三省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回流农民农业经营决策和新型农民职业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回流农民是否从事农业经营和能否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同时受到个人禀赋、农业信息感知和乡土情结的影响。个人禀赋的影响表现为:教育程度较高和非常健康的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低;有培训经历和非常健康的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高;农业信息感知的影响表现为:惠农政策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越大,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也越大;农业风险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越低;支农举措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越大;乡土情结的影响表现为:有土地流入经历的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更大,爱农情结越深的回流农民越容易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建议从改善农业经营金融扶持与农业保险体系、强化农业技术培训、提升农业信息传播效果和激发回流农民乡土情结四个方面入手,吸引更多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培育更多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