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和中传承与创新——托马斯·阿奎那的公共利益理论解读

托马斯·阿奎那巧妙地把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公共利益观念与基督教教义调和起来,形成了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神学公共利益理论.这一理论在公共利益的构成要素、类别分析等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强调公共利益是国家的目的所在、是政权正当性的评判标准、是法律制度建设的基本成因;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既突出公共利益的相对优越性,但同时也不否认个人利益的独立价值.     

抗战时期的“三三制”政权

"三三制"政权是我党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抗日民主政权,该政权的确立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等原因;依据"三三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根据地政权,无论是产生、实施还是监督、保障,都充分体现了民主性;它的实施,在调动边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等方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变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同构过程,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民主—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家政权建构理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化国家基层政权建构对乡村治理理念、组织和模式变迁的影响。     

试论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宪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伟大创举。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是经过长期艰难探索才逐步形成的。民主联合战线的“革命的民众政权”的构想和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实践 ,是中共早期对政权模式的探索 ;“人民共和国”及“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萌芽 ;基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权模式构成了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雏形 ;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提出和建立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形成的标志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制定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更臻完善的体现。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相因相成。     

“王马之争”会不会“割喉”？

4月3日，在台北的“开南商工”操场，国民党副主席、台北市长马英九正式当众宣布角逐国民党主席，正面挑战国民党副主席、“立法院长”王金平，这标志着“王马之争”公开化、表面化。尽管两人都公开宣布把这次主席位子之争定位为“君子之争”，但由于这场“君子之争”关乎国民党的命运以及台湾政局的走向，自然而然就充满了“火药味”。     

战后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与管理实态研究——以杭州地区为中心

本文以民国后期的杭州地区为例,揭示这一时期国家对宗教的控制与管理方式,探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并进而讨论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作者着重分析了国家战后的宗教政策,国家对宗教团体的控制,国家对宗教事务的控制与管理,国家对会道门与民间秘密宗教的打击与取缔.战后国民政府对宗教的控制与管理,打击与取缔,也是国家政权向基层政权渗透,建立全能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试论甘青川滇藏区政教合一制的特点

甘青川滇藏区,在历史上也曾实行过政教合一制,但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不完全相同。本文把甘青川滇藏区的政教合一制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作了比较,并总结出了甘青川滇藏区政教合一制的两个特点。     

绿党崛起视角中政权合法性构建的分析和启示

构建政权合法性基础主要是夯实其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政党基础。从表面看,绿党崛起是资本主义政党发展的新现象,而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在构建政权合法性上的新变化。这种新变化体现在经济、民主政治制度、政党力量和政党力量整合四个层面。从政权角度对绿党迅速崛起进行研究,这对我们构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合法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国有企业改革的三种趋势看党的传统执政方式基础的变化

国有企业是共产党传统执政方式的重要基础,这一基础包括三个主要构件:一是单一的财产所有权结构;二是党、政、工三位一体的企业制度;三是政权化定位的企业党组织。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构件都在发生变化。适应党的执政基础发生变化的现实需要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是实践的选择,也是时代的要求。     

重新审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主权

国家主权理论产生以后受到世人普遍关注,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传统国家主权理论受到严峻的挑战。面对挑战,要求我们运用辨证思维重新审视国家主权:一是国家主权原则性质变中有不变;二是国家主权原则体现的是国家最高利益原则;三是国家主权理论的新发展。重新审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主权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它有利于建立国际政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它有助于世界各国政府制定更加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