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小说之预言性探微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将包含预言的志怪故事引入《三国志》中,是通过预言这一媒介将史书与小说沟通、结合,用文学故事之含义注释史书所述历史事件,阐发历史事件所含深义以及给人的启示,一定程度上勾画出了小说的轮廓,启发了后来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     

《〈兼名苑〉辑注》补笺

《兼名苑》是一部汇集事物别名异称的类书,其书大约在唐末五代时期便已遗佚。李增杰、王甫两位先生整理的《〈兼名苑〉辑注》在文本辨析、文献征引、名物考源、文字校勘及佚文辑录等五个方面尚有补缀之处。     

王筠勘正段氏《说文解字注》辨正四则

王筠好言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之非是,《说文释例》《说文句读》《说文系传校录》随文指摘,知其尊尚段氏而不肯苟同。今权王氏订段之功过,盖有不相掩者。故于《说文释例》《说文句读》诸书中,钩沉王氏明谓段说讹谬者,釐清轸域,平议得失。观王氏勘正之条目,要为正段氏之误改篆文、正段氏之误改注文、正段氏之误作说释三事。为举四例,试为分析。     

林国赞《三国志裴注述》的成就

林国赞酷好《三国志》,在反复研读中发现了许多前人不曾注意的问题,撰成《三国志裴注述》。与其他清代学者不同,在研究《三国志》的过程中,他以裴松之注为主线,对裴注的优劣得失进行全面的概括,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从而拓展了研究思路,丰富了《三国志》研究的内容。     

饶宗颐的民间信仰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关注到饶宗颐先生及其学术著作的重要,并从不同的学术领域从事专门性的研究,如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藏学、琴学等,为饶学的发展和研究开启了新的门径.涉及饶宗颐先生宗教学的民间信仰之评述,则仍未见.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古代神明和原始道教的探索研究方面,是具有突出贡献的一位学者.其研究古代神明、信仰、思想等论述文字,越发体现出饶宗颐先生学识之渊博、征引之繁富、论述之详明,于古代性别信仰、地域文化、思想,养生与巫文化等,都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学术意义、价值与贡献.     

寓园的人文情趣及人本特色

晚明的江南园林中,山阴祁彪佳的寓园的历史、规模、内涵、影响、地位极具代表性.一是寓园营造了一个生活世界,其蕴涵的人文情趣十分丰厚.祁彪佳的造园思想,为当下人文情趣比技术样式更为重要等本土建筑学核心思想提供了新的范例和史料.二是寓园提供了人本特色园林营造的历史借鉴.人的在场、巧于借景、就地取材、循环利用和社交开放,其特色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营造理念.     

杜诗注释史通说

着眼于杜诗注释的历史,讨论了杜诗注释的格局和发展走向,将杜诗注释的历史大致划分为四个段落,即杜甫诗集基本面貌的形成为第一阶段,杜集注释本逐渐发展为对多家注本的整合形成集注本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强调个人见解、充分抒发个人观点的注本的繁荣,第四阶段是全方位关注杜诗的解读、传播而形成杜诗学。同时指出杜诗注释的九个方面的发展趋向,如从诗集编注演化为文学批评,从编纂全集校注本转移到选集选注本,由编制年谱、小传发展为诗人评传,对诗人和诗歌的研究逐渐转向收集资料和编纂综合工具书,由单独研究延伸到比较研究,从文学的领域扩展到语言学领域,还有从杜诗本体研究转向对注家注本的研究、从学术研究拓展到艺术表演,等等。     

20世纪《列子》及张湛注研究述略

东晋玄学家张湛注《列子》以明己意,而《列子》真伪尚存争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列子》真伪争论颇多;至三四十年代以后学者始对《列子》及张湛注进行学理分析。随着魏晋玄学研究的深入,近20年学界对《列子》真伪的探讨涉及方方面面,张湛融通前代玄学及佛教思想的理论亦得到初步梳理。     

李善《文选·咏怀诗注》中的旧注问题

南朝学者颜延之和沈约都曾注释过阮籍的《咏怀诗》,《文选》收录《咏怀》十七首,李善为这组诗作注时,即以颜、沈旧注为基础而稍加补充。按照《文选注》对采用旧注的体例规定,《咏怀》十七首每句文下按颜、沈、李的顺序出注,颜注不题注家,沈注题沈曰,李注题善曰,三家注文条序井然,各不相混。宋人合并李善注和五臣注时,误将不署名注当作善注,在这些注文前都补题善曰。这个错误直接导致了后世对《咏怀诗》颜注面貌的认识混乱。     

敦煌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俗字辑考

甘肃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维摩诘经注》系列写卷为北朝写本,是《维摩诘经》罗什译本的早期注本.本文辑录并考释了其中的部分俗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