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本文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形式─—注经学的解释实践,并用西方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分析中国注经学的困境,比较中国注经学与西方解释学发展的相吻合之处,试图阐明哲学解释学对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启示,并指出中国注经实践和西方解释理论的融合对丰富和发展中西方解释学有重要的意义。     

《说文解字》“蒜”、“(韭番)”考辨

对于"蒜"、"(韭番)"最初究竟指何物,古今注家存在着歧解.本文在梳理古注的基础上,利用审视字形、词族系联、辨明别称等诸法辨释了此二词:"蒜"原当为有瓣小蒜之称,后来才作蒜的通称,包括大蒜和小蒜;"(韭番)"原指根茎小而瓣少的本土原产蒜,是小蒜的一种.与此同时,也对一些古今误注及词典的误释进行了纠补.     

东区Ng2~5层产液结构调整方案

<正>针对目前埕东东区处于特高含水开发后期,措施难寻,稳产难度大的实际困难,特选取东区Ng25层东部主河道部位进行产液结构调整。选定区域远离油水过渡带,综合含水较高,已达到99%,具有代表性以及效果的可评价性。(如图1)     

多处联通条件下工作面自然发火的防治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九矿己二采区己17-22041采煤工作面在开采过程中,其采空区与上履煤层采空区大范围联通,存在的发火隐患,采取了向采空区注氮气、注黄泥浆、利用罗克休树脂封堵漏风源、调整采空区压力平衡关系等多种手段,得到有效控制并被消除。     

提高采收率管理分析

随着油田进入开发后期,要实现油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油田挖潜措施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注水是原油生产的动力,只有“注够水、注好水、精细注水”才能保证原油生产的平稳性、持久性。针对影响注水井注水效果的因素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为今后进一步提高注水井注水效果提供有利依据。     

左思《三都赋》卫权注校考

<文选集注>中保留有许多左思<三都赋>旧注,其中包括卫权<吴都赋注>.台湾学者周法高撰<吴都赋卫权注辑>,但颇多讹漏,因此重新辑入并加以补正.周先生认为,卫权注今独存<吴都赋>中,颇合裴松之注<三国志>谓"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语.其实不然,卫权<略解>序注皆当是针对<三都赋>而作的,其注独存<吴都赋>注,盖与<三都赋>旧注本流传有关.     

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考论

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 ,郭知达序、《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说是九家注 ,但经过实际考察 ,可以发现注家有二十家左右 ,注中尚有伪东坡注。《杜工部诗集注》很可能是利用黄希、黄鹤用以补注的《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一类集注本重新增删、组织、撰写而成。就集注的简要与准确而言 ,堪称宋代之冠冕。     

三家《楚辞》注本的训释篇目与体例

王逸、朱熹、蒋骥三家的《兰辞》注本，在训释篇目和训释体例方面各有异同。从训释篇目上说，三家注本所选择的楚辞作品，各有侧重，从训释体例上说，三家注本无论是总体体例，还是具体作注的体例，既是传统训话的影响，又有着各自的特色，且各有优劣。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三家《楚辞》注本在训释篇目和训释体例上，从形成到成熟的渐进发展过程，而且还可看出古代众多《楚辞》注本在这两个方面的大致轮廓。     

王船山、曾国藩与湖南“省运大盛”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从湖南士子刻苦求学、奋发向上的学风中,敏锐地预言:“现在同乡诸人讲求词章之学者固多,讲求性理之学者亦不少,将来省运必大盛。”曾氏本人就是一位终生刻苦钻研学问的人。他一生涉猎极广,经史子集,无所不通;诸史百家,兼收并蓄;既有渊博学问,又有赫赫功业,曾被誉为封建社会“立德立功、立言”并“三不朽”的完人。在曾氏一生涉猎过的“浩如烟海的著述中,明末清初伟大思想家王船山的著述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曾氏一生“事变万端”的文治武功中,刊刻和传播《船山遗书》,在湖南甚至中国的文化史上无疑是一件很重大的举措。从中可以看到,在王船山、曾国藩与湖南“省运大盛”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周礼》书名流变考

<周礼>原名<周官>始见于<史记>;王莽居摄年间出于政治变革需要,改<周官>为<周礼>,<周礼>书名始见于<汉书>,在郑玄作<周礼注>后流行于世,成为全经之正名;<周礼>在王莽居摄年间立为礼经后出现异名<周官经>,始见于<汉书>;唐代初年,<周礼>又有异名<周官礼>.<周官>、<周礼>、<周官经>、<周官礼>书名出现之后,在历代书籍中互见错出,但以<周礼>为正名,<周官>是原名,<周官经>、<周官礼>为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