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才学为注”: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传统模式

中国古代文人诗大多注重隶事用典,展现了极高的才气与学识,因此才与学成为古典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而这种特点在宋代诗歌中更为明显,故有"以才学为诗"之论。古人庞杂渊深的知识结构投射到诗歌作品中,给后人的解读与阐释造成较大的困难,因此产生了相应的诗歌阐释模式:以才学为注。而阐释的侧重也相应地从简略的章句、训诂转为对诗歌典故、创作意图的抉隐发藏,溯本究源。     

清代粤地正音书《正音再华傍注》版本、体例及音系述要

通过对《正音再华傍注》的版本、体例、内容以及音系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判断《正音再华傍注》是莎彝尊继编纂《正音咀华》和《正音切韵指掌》之后,再编辑的一部指导广东地区人们学习官话的清代正音读本。本文系统梳理《正音再华傍注》“正音五百家姓”的注音材料并得出结论：《正音再华傍注》是一部音系多元化的正音读本,它在北方官话主流音系中掺杂着传统正音观念以及编纂者的广州方音。     

降低宋芳屯油田注采井能耗的措施

优化注水井方案，制定了对高含水、高压层减水的调整方案和化学调剖，以及对油井堵水的连通层进行方案调整。控制无效注水降低低效循环，降低注入水的能耗。采取综合配套措施，进行参数调整、更换拖动设备等，努力控制无效产出，降低能耗，节能效果明显。     

《三国演义》小字注考索

考察《三国演义》小字注的来源及其功能,认定小字注虽非一人一时所加,但小字注极有可能在罗贯中原本中便已存在。通过一条带有时代标记的小字注,初步分析《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代的可能性极小。     

知止的智慧

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想要给《左氏春秋》作注，但他看到已经有贾逵、郑众二人作注在先。于是，马融便找来他们的注解阅读。仔细读过之后，马融这才意识到自己不适合给《左氏春秋》作注，他这样评价说：“贾逵的注本精深而不广博，郑众的注本广博而不精深。既要做到精深而又广博，就凭我个人的水平，又怎能超过他们呢？”     

论明州本《文选》的文字的变化

明州本除了二家注的注文外,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字上的变化,共有几种形式,一是漏注,二是漏字,三是异文,四是衍文,五是倒文,六是秀州本有多处作＂毛诗＂的地方,明州本作＂韩诗＂,七是个别地方出现了注家有异、注文相同的情况,八是个别地方出现了善注置于五臣注之前的情况,九是明州本的编排形式为卷首目录在表、序之前,十是增强了校语,十一是校语相异,十二是音注的增加与删减的变化,十三是进一步增加了＂某同同注＂的形式,十四是夹注位置的变化,十五是句末＂也＂字的增删变化。     

论钱谦益、朱鹤龄杜诗笺注对宋注的使用

钱笺、朱注从杜注传统资源的挖掘入手,他们在校勘、注释中的进步,或是从前注的疏舛里参悟而出,或是凭借前注之成果向前推进.这样不仅很好地保留了旧注的精华、总结了前人的成就,而且以更为缜密的精神拨正了旧注中的讹夺之处,解决了杜诗学史上诸多疑问.在经历了元、明一段退却的时期之后,清初的社诗学者在前人已有的矿床上作了更为细致的开掘,使杜诗笺注愈为精密.     

《通鉴注商》的文献考辨及方法

赵绍祖《通鉴注商》对《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在文字、音韵、典章制度、史实考辨、地理阐释等方面的疏漏与谬误作了详细考辨,深入分析了胡氏误注的原因.其文献考辩方法包括追溯史源、考证基础上的分析推论、以金石证史等,且能注意充分借鉴前人成果,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     

论《集注分类东坡诗》的历史阐释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注者众多,且距离苏轼生活的年代较近。这些注者根据苏诗与当代史实密切相关的特点,运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的诗歌阐释方法,考证与苏诗相关的大小事件,展现诗歌创作的背景,揭示引发诗歌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全篇之意。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以"本事"为根据,准确地解释其意义,对后来的苏诗注有重要的启发。     

关于明州本《文选》减注现象的考察

在《文选》李善注、五臣注并行的情况下,约在北宋中期出现了合刻本;显然,合刻中势必会删削注释,即采用＂某注同某＂的形式,以简略、明晰文本。但现今所见的这种标注实际上并不完全等同,需要仔细考辨。经核查,这种删削、合并主要据文意,而不是字词相同与否的标准来取舍。由此能更深入地理解＂某注同某＂的实际内涵。这对不同合刻本之间传承关系的解读也不无大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