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璞注看晋代的方言区划

文章对晋代著名学者郭璞的注释体例和方法进行了阐述,对郭注中的方言词语及其出现的次数作了全面的统计.在此基础上,参考其他的材料,勾画出了晋代方言区划的大致轮廓,并与汉代的方言区划作了对比研究,从而窥见到从汉代到晋代数百年间汉语方言在地域上演变的一般规律.     

《周礼·春官宗伯》注郑玄诗乐观探悉

<春官宗伯>是<周礼>中的一篇.郑玄为其作注,在训释名物、注解经文的同时,还寓思想于注疏,详细阐发了自己的诗乐主张,对诗乐与性情的关系、诗乐类别的划分、歌诗语言的艺术、诗乐的功能、诗乐的制作及传习之本、用乐的等级尊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给予后代诗乐研究以重要影响.     

《墨子》“城守各篇”札记五则

《墨子》“城守各篇”与秦墨学之间有密切关系。《迎敌祀》中的“弟之”,《旗帜》篇中的“菌旗”“涂菌”,《号令》篇中的“可行不行”等以往一些不甚明了的概念以及里耶秦简9-1588简的性质，都可以通过《墨子》“城守各篇”与出土秦简牍的参照得到解决。可见《墨子》“城守各篇”很可能就是经过了后人加工的秦代文献。除守城术外，墨家学说对于秦文化的形成是否有更深层次上的影响，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唐文宗朝宋申锡案发微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宋申锡一案进行了考察。一、文宗之所以对王守澄等人诬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一事“信然”,是出于他对漳王的猜忌心理。二、宰相大丞之所以明知宋申锡蒙冤却不积极去营救 ,是因为宋申锡的“不趋党与”和宦官势力的强大。三、郑注是陷害宋申锡的帮凶。     

论郭璞身份认同的错位——兼论汉末魏晋时期思想与学术的历史流变

作为东晋著名的学者与文学家,郭璞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是以占筮的方式来进行的,因而在同时代的士人眼中,他的身份是“占卜家”;但就其政治思想而言,郭璞仍坚持汉儒之学,认为只有士人身份方是参与政治活动的正途,因而其自我定位仍为士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郭璞与其他士人对其身份认同的不一致性,而这种“士人”与“占卜家”身份认同的矛盾正是导致其悲剧的一生的根本原因。就时代与学术背景而言,郭璞身份认同的借位,也是汉末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学术思想波动变化所致。     

等离子体对电子注的聚束特性的研究

导出了充等离子体微波管漂移空间电子运动轨迹方程，根据方程性质将空间划分为α区和β区并在两区求解该方程，研究了电子注在该区的运动及其聚束特性，并对某些参数对聚焦性能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研究表明，填充等离子体后，电子注被明显聚焦，漂移管的设计及电子注运动形态的调节更为方便。     

如何看待陶渊明与朝廷的关系?——兼谈鲁迅论陶之精蕴

本文意在考察陶渊明人品、文名与时代（历史）之关系，并清理鲁迅论陶之精蕴。唐以后，陶氏人品、文名几经跌宕。至南宋，“忠晋”说弥彰。晚清，甚至有与孔子同祀之可能。视其为儒家传人者，至今似不绝如缕。只有客观、公正地看待陶氏与朝廷的关系，如上问题才能初步解决     

试论《太平经》及《老子想尔注》有关持戒在得道过程之作用的思想渊源

奉行戒律,其功能真的仅止于防非止恶的消极性工夫吗?道教自东汉晚期首由张道陵秉诸老庄之道论而加以发挥阐扬,其主张通过修行即可得道成仙而使人信服其宗教神学教义,此似与老庄任自然与无为之道论功夫有悖.本文通过分析汉代<太平经>及<老子想尔注>二道经有关持戒在得道过程中之作用,肯定了道家妄作凶及顺道思想实践之渊源底蕴,从持戒的无为与不妄动之功夫中亦透显出老庄道论的清静、无为思想.持戒不仅防非止恶,更能通过自律自觉而得道,亦即能积极的使持戒者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本文自论述研究动机与方法后,首论道戒之意涵与形成,次述道家思想概要,三论道戒与道家思想之关系,其四为研究限制与后续研究,最后则为本文结论.     

《尔雅》汉注的学术价值

《尔雅》汉魏古注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五家。《尔雅》汉魏古注无论从《尔雅》版本、古词古义保存、词义辨析、释义方法等方面来看,还是从语词角度考察古代文化内涵、探讨语源来看,或者从探求反切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均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因此,汉注的筚路蓝缕之功,是郭注得以集大成的重要基础。     

钱锺书率宋代诗人－读《宋诗选注》札记

钱锺书从《宋诗选注》80位诗人中精选出10位加以评述,是为《宋代诗人短论》。这10位诗人可分为两类：从第一类可看出宋代政治、理学、艺术对穴代诗人诗歌的影响;从第二类可看出宋诗风格的形成及其递嬗演变的规律。二者纵横交错,相互补充,反映了钱锺书从《谈艺录》到《宋诗选注》研究视界的新变,即由艺术赏析向文学研究的多元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