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犹将正朔遵——南洋竹枝词的阐释方式与文化建构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竹枝词这一自唐代刘禹锡借鉴巴楚民歌而形成的诗体在南洋以异质文化为摹写对象,通过以诗证史产生全面而深刻的独特认识价值。与传统竹枝词相比较而言,南洋竹枝词所涉及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方面与中国本土有着不同的文学体验,其创作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具有独特的社会史意义。在艺术上亦显见开拓与创新。     

何以“以刑制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定罪意义

有关以刑制罪的理论纷争及其引发的刑法冲突,均源于对以刑制罪之刑法实质缺乏合理认识。事实上,一直被学界普遍忽视甚至否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定罪意义,在理论根基和核心内涵上与以刑制罪理论有着高度契合。从内在关系看,二者具有同质性——以刑制罪之刑法实质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定罪意义的要求和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定罪意义为以刑制罪理论划定了合法性界限并提供了规范根据。基于此,以刑制罪理论之适用在根本上应当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指导定罪的基本精神,具体应当通过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定罪意义的刑法立法之适用来指导定罪。     

奕(訢)政治思想和行政作为简论

奕訢是近代中国具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他主张建立一个“和众丰财”、“国足民有”、信守条约,和西方列强和平相处的社会。认为“礼可治国”,“道可治欲”,从人君到普通官吏,只要加强修养,就可以防止官场腐败。为了学赶西方,他力倡“师夷长技”,领导和主持了近30年的洋务新政,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受列强侵略、慈禧太后的排斥打击,以及“夷夏观”和近代民族主义等诸多因素的干扰,他的政治理想最终未能实现。     

“以才学为注”: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传统模式

中国古代文人诗大多注重隶事用典,展现了极高的才气与学识,因此才与学成为古典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而这种特点在宋代诗歌中更为明显,故有"以才学为诗"之论。古人庞杂渊深的知识结构投射到诗歌作品中,给后人的解读与阐释造成较大的困难,因此产生了相应的诗歌阐释模式:以才学为注。而阐释的侧重也相应地从简略的章句、训诂转为对诗歌典故、创作意图的抉隐发藏,溯本究源。     

秦禁“私学”辩──兼论孔子私学的性质

“私学”只能与“公学”（国学）相对而言．孔子所创之私学是下级贵族的私立学校,属“官学”,而秦朝所禁之“私学”是指“与君令国法相违背的学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秦限制了教育的发展,相反,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学校教育．     

以顾客为导向的战略模式及实践启示

作者通过与以竞争为导向和以资源为导向的企业战略的比较,指出以顾客为导向、以价值为中心的战略模式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作者还探讨了企业在实践顾客价值理念中出现的误区及其危害和根源,分析了顾客价值创新的战略逻辑与运作途径。     

秦朝"以吏为师"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以吏为师"是秦国暴政的手段之一,这种畸形教育制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尊奉法家反对儒家是导致"以吏为师"的根本原因,分封与郡县制之争导致了"焚书坑儒"与"以吏为师","坑儒"事故使"以吏为师"的畸形制度进一步巩固.究其实质,"以吏为师"在于加强思想控制."以吏为师"破坏了秦朝的文化教育,对先秦时期行之有效的"官"、"私"学之教育制度,也是一次致命的破坏.     

"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王阳明的经典诠释学

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千古不易之"心"取代了宋儒的"天理",从而建构了其心学道统。在此背景下,王阳明的经典诠释以"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为总体原则,其基本内涵则是对传统的读书求道观念的反叛,而要求以经典为吾心之印证。为了使得经典可以与吾心相接,阳明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从而使得释经者与经典在心之"良知"的本体层面达到彻底的"视域融合"。由此阳明得以将"致良知"作为理解与解释经典的"权衡",进而将明代的"二十四民"全部纳入经典诠释的对话对象之中,最终开启了明末以情抗礼的社会风尚。     

被忽视的司马光儒学——基于司马光的人性论和制度儒学的分析

司马光强调经世致用之学,积极探究过往历史和所处时代存在的问题并归纳总结规律,他重视的不仅是理论构建,更重要的是将理论付诸实际行动。因这一坚持,司马光以务实的精神把人性论纳入"用"的层面,提出"性善恶混"和"情道一体",并以此为根据和出发点,用以礼治国、以德取才和赏罚分明之路径达到"长其善而去其恶"的目的。就对权力的制约层面而言,司马光儒学与理学的为学取向不同,理学家重执政者的心性修养和道德觉悟,希望从内的方面约束执政者的动机心意;司马光以史为鉴,强调"以礼治国",欲求通过制度设计来为权力提供规范和划定边界,他是制度儒学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