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的酒包装

从文献、传世与考古出土实物及图像等相关史料看,明清时期酒包装容器在用材种类、造型形态、装饰及加工制作工艺等方面均有长足的发展。而造成酒包装发展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商品生产的大量出现、社会文化的繁荣、造纸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手工业生产制度的完善和酿酒行业的品牌出现等。     

巴蜀“竹枝”的酒香

历代竹枝词因包涵历史文化的丰富信息,被看作社会史料的宝库。发掘其中有关酒的生产与消费的资料,对于酿酒史和饮酒史,以及相关社会史、文化史、风俗史的回顾和总结,是有积极意义的。巴蜀竹枝词有体现酒与节令礼俗的关系、酒与休闲生活的关系的篇章。农家自酿酒在民间消费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而城乡＂酒市＂的繁荣,也表现了生活史的一个重要侧面。竹枝词中也有反映酿酒业之产业史的内容。＂载酒＂舟船浮江远行,则体现了商品酒的流通以及巴蜀酒业经济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的扩展。     

基于体验经济的安溪县茶博物馆旅游发展研究

体验经济时代下,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人们旅游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安溪是中国茶都,有着得天独厚的茶旅游资源,而安溪茶博物馆也在茶知识、茶品鉴以及茶历史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安溪荼博物馆也存在场馆面积太小导致游客留时间短、很少对大众开放只作为提升企业或政府形象的辅助设施、活动形式单一等问题。本文结合体验经济理论,开发茶博物馆体验活动和设计增加游客逗留时间活动,为安溪茶博物馆旅游开发提出建设性对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事、酒令与酒宴

魏晋南北朝时期酒类品种极为丰富,其消费量远大于秦汉时期。当时除私人自酿自饮外,还有很多产销合一的酒店、酒肆。各封建政权为增加财政收入,基本上以实行税酒制为主,榷酤的时间并不长,从而使酿酒业得以长足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令已发展成为一种群体游戏,形式多样,有口头文字类、射覆令、流觞曲水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宴种类繁多,有大型豪华场面的如庆典酒宴、节日酒宴、生育酒宴,还有迎亲送别、出征告捷、喜庆丰收、祈福之时的聚众豪饮习俗。魏晋南北朝时期酒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整个社会饮酒成风,形成了一种独具时代特色的酒文化。     

对酒不能言--论阮籍与酒

酒与文人的结合是中国历史一个闪亮的焦点。以阮籍为代表的魏晋士人选择饮酒而狂的人生有其深厚的原因。酒与阮籍现实人生的密切联系成为名士生活的典范。但与此同时 ,阮籍与酒之结合又有其独特所在。特别是阮籍诗中无酒可谓文坛的遗憾 ,由此引发我们对于魏晋时代的深入思考。     

农业文化遗产中手工技艺的传承与保护发展探讨——以古代武夷分茶技艺茶百戏为例

武夷分茶技艺茶百戏始于唐、兴于宋,是有着千年历史的中国古茶艺,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艺术审美、经济开发与社会和谐价值.但由于规模小、资金少,加之技艺传承后续乏人,以及开发利用不能适应现代商业环境等问题,此项荼艺的传承与发展遭遇瓶颈.建议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非遗传承的队伍建设、打造手工技艺非遗产品名优品牌,从而促进农业文化遗产中手工技艺的价值实现和传承空间的不断拓展.     

民歌的“旅游化”及其开发路径--以恩施民歌《六口茶》为例

民俗学正尝试着对社会现象进行“民俗学式”的探讨,发挥其“经世济民”的学术品格,成为一门“当下之学”。民俗主义视角下的“旅游化”是民俗文化在时代语境下“应用”的有效动力机制。以恩施民歌《六口茶》为例,在大众旅游的时代背景下,完成了乡野民歌到地方旅游名片的完美过渡,是民俗主义与旅游相结合的典范,对民歌旅游等民俗旅游的开发有借鉴意义。     

舌尖上的咏茶词——宋代咏茶词研究

一个时代的社会潮流和风尚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某种文化。宋代咏茶词出现并兴盛,使得饮茶从一种生活方 式上升为一种社会文化。咏茶词作为宋代饮茶文化的载体,对茶文化中的采茶、制茶、饮茶和茶艺方面都有详尽的描写和表 述。同时,由于宋代文人将自身的思想感情和内心涵养融注到咏茶词中,从而让咏茶词中的茶文化具有了人的情感和内涵。 包括词人通过咏茶词来言志;咏茶词中禅茶一味的思想;还有咏茶词中蕴含的离别和相思之情。     

茗菜与苔菜考辨——兼谈茶事之起源

茶事起于何时,向来有不同的观点.《晏子春秋》有“茗菜”之语,很多学者据此认为战国时代便已有茶之事,《中国茶叶大辞典》更是将晏婴列为古今第一茶人.本文利用文字学、词源学、版本学、气候学、地理学等方面知识,对《茶经》、《太平御览》、《晏子春秋》等书中的五段类似的引文进行逐一辨析.笔者认为《茶经》的“茗菜”引文并不可信,“茗菜”当为“苔菜”之误,或《晏子春秋》中并无“茗”或“苔”字,这条语料并不能被用来证明战国已有茶之事.本文还简要分析了先秦可能是茶的有关文献记载,认为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先秦有茶的观点并不可信.本文利用“二重证据法”,从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角度分析,认为茶事起于西汉.     

清中叶新疆治理与茶叶设局征税

清朝道光初年,新疆茶叶流通中私茶泛滥,茶司引茶与北商杂茶课税悬殊,茶商获利不等,引发了行销市场之争。清廷围绕茶叶征税及是否取缔北商行杂茶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筹划,终定于古城创设税局,逐步将该项制度扩展至全疆,且通过分类设税、抽收落地税、以税代引等办法加以完善,基本达到了安边、便民、裕课、通商的目的。设局征税是清廷治理新疆60余年后建立茶叶行销市场调节机制的尝试,实现了新疆商税与全国税制的接轨,加快了本地商业近代化的进程,征收的茶税用于补充地方军费,对新疆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