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酬唱后的“诗禁”与朱熹“中和说”之变

朱熹与张栻、林用中在乾道三年的南岳酬唱之后,有一个禁诗之约,旋又解禁,体现了朱熹作诗与学道的矛盾态度,并带有"中和"思想转变的印记:其"中和旧说"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且从气化的层面上讨论心体的流动,不免造成情、气的放逸;而乾道三年前后朱熹逐渐关注的"敬"的工夫,则是对情、气的约束。而这两方面对诗的作用是相反的,也是朱熹作诗既忘情又警惕的矛盾症结之所在。随着其"中和新说"的形成,即以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朱熹在情感控驭方面有了新的进境,如何使诗作富于生意而又情感平和成为他更高的诗学追求。     

从赠答诗看陶渊明的社交心理及社交关系

陶渊明归隐后并未断绝和官场中人的来往,他的赠答诗体现出他仍然归属于当时的文人社交圈、创作圈内.从赠答诗的数量比例和创作时间看,诗歌酬唱在他归隐后的日常生活占着一定的比重.其赠答诗中答诗多于赠诗说明陶渊明显被认为是文人群体中的成员,而他也没有拒绝参与这种社交活动,只是处于被动地位.在其17首赠答诗中,除了给从弟敬远和不知名的客人以及他希望与之隐居的朋友的诗外,都在诗题中称呼对方的官名,是希望通过正式的职务称呼拉开与赠答者的距离,同时不显眼地强调自身的隐士身份.诗歌赠答活动对陶渊明的诗歌保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延续到他死后.     

关于曹植诗歌创作的两个问题

曹植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创作的赠答诗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艺术个性。这些赠答诗都集中于其诗歌创作的前期,后期未创作赠答诗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在曹植后期的诗歌创作中,抒写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的诗歌主题都不是单一的,同时表现出对于自由的向往和渴望。     

一代枭雄:武人与诗人——杨素的文学贡献

杨素是隋代的一个重要人物,军事上,他曾战绩显赫;政治上,他曾叱咤风云;诗歌创作上,数量不多且多为赠薛诗,但言之有物而感情深挚;诗歌重乎气质的同时,注意吸收南诗艺术技巧上的优点,主导风格是雄深雅健.其诗歌创作成就较高,反映出了隋代南北诗风融合的趋势,给自六朝以来浮靡诗风的诗坛带来了新的气息,体现了隋代文学特别是隋代前期文学的过渡性质.     

西昆酬唱产生原因浅论

本文从宋代社会文化背景及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两个角度来论述西昆体这一诗歌体裁的产生的合理性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中的意义,以此来证实《西昆酬唱集》在文学史中也应有合理的评价。     

西昆诗人对李商隐诗歌的继承与变革

西昆诗派与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有着深刻联系,不仅有继承,更有自己的突破。本文通过对《西昆酬唱集》中杨亿、刘筠及钱惟演等西昆诗人创作的分析与归纳,以阐释西昆诗人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继承与变革。这主要体现在整体风貌上的深情绵邈、典丽精工、勤于用典使事以及精于遣词造句等几个方面。     

谈《西厢记》崔、张酬唱赠答诗

《西厢记》中崔莺莺、张生二人的酬唱赠答诗,不仅起到了调和、串连剧情的作用,同时增强了戏剧的抒情色彩,更重要的是,它们见证了崔、张的爱情历程,有情人终成眷属。     

两晋赠答诗体制析论——以四言体与五言体为中心

作为早期文人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题材,赠答诗同时指向世运与人。通过这种在不同个体间酬赠往还的诗歌体式的考察,往往可以推衍出诗歌体式的群体性变迁。两晋时期的赠答诗中,四言、五言诗的数量大致接近,而四言体略占优势。一般说来,述祖德、美功业、旨在营造庄重雅穆氛围的诗歌用四言体,述志、道情或是包含更广内容的诗作则多用五言体。这两种不同体式的诗歌的写作,既与作者的才性、文学气质有关,又随着诗体与情感的表现力之间的契合或是疏离有所区别,又因场合与应用功能的不同而导致分体。对旧的文学经典的自觉模拟、步步履之以及面对新的文学传统时不自觉的学习,对文学体式的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总的说来,两晋时期赠答诗的体制变化,与四言体、五言体内部的消长规律是一致的。     

魏晋赠答诗发展的几个阶段

赠答诗至魏晋始为昌盛，其发展脉络清晰可辨：建安文士集团所作赠答诗，属于承接传统期，显得风流慷慨；正始文士集团之赠答诗，属于创变时期，自是迷茫彷徨；西晋金谷园文士集团之赠答诗，属于赠答诗最繁荣之时期，体现出华靡铺张的特点；东晋兰亭文士集团之赠答诗，属于转型时期，重在体玄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