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商埠重现光彩 纪念雕塑细数史事——南宁市洋关码头百年纪念雕塑散记

100年前．南宁这座桂南重镇正式开埠。100年后,为纪念南宁开埠100周年而建成的“津关码头百年纪念雕塑”终于揭开面纱,邕江之畔屹立着的一幅幅浮雕,向世人默默讲述着南宁的百年沧桑巨变。2007年3月22日,这座巧夺天工的新洋关码头,终于抹去了历史厚厚的尘埃．如凤凰涅槃般,风姿绰约地重现在美丽的邕江之滨。昔日洋关码头江水滔滔,汽笛声声,繁忙热闹的景象已成了遥远的记忆．今日的洋关码头历经百年沧桑,江水悠悠．微风阵阵．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100年后的今天,记者信步倘佯在邕江河畔．感受着洋关码头的百年沧桑,寻觅着当年通商口岸的遗址．眼前恍若出现埠口商贾如云的景象。耳边仿佛传来了此起彼落的摊贩叫卖声。这个小小的码头承载了厚重的历史见证．它是这座城市百年开埠的缩影。也是演绎一幕幕惊心动魄史剧的大舞台。连环画式的通透浮雕穿越百年时空．依稀可见百年前码头的波澜壮阔:时空倒转．那些伟人叱咤风云、指点江山、激扬潮流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们的脚步在码头上卷起的波涛依然拍击在我们的脚下,他们挥手间的勃勃英姿依然震撼着若干年后的人们。     

张君劢的民众观辨析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一方重镇”和中华民国的“宪法之父”,张君劢在面对中国20世纪30-4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之时,从多种视角作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与阐述：在性善论的视角下,希翼统治阶级本着仁爱精神自觉解放民众;在唯理主义认识论的视角下,想望秀异分子能够对民众“先知觉后知”;在“社会机能说”的历史观下,强调从民众的智识方面着手进行社会改造;在国家“公器”观的视角下,主张民众的真实权益需屈从于抽象的国家利益;凡此种种,都为其最终走向自由民主的反面埋下了种子。     

300年前的国防力著--[明]沈铁“请建澎湖重镇书”

公元l624年 ,沈铁向福建巡抚提出《请建澎湖城堡置将屯兵永为重镇书》 ,堪称我国首篇专论澎湖地区国防建设之重要文献。沈铁的上书 ,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寓兵于民”、“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 ,与明政府的消极“海禁”政策 ,形成鲜明对照。     

雷州三元塔

三元塔是古雷州的标志性建筑。北依中土、南抵琼崖、遥望南洋诸国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古雷州成为南滨重镇,三元塔也因之载入史册。     

常州城市文化面临的三道课题

城市文化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面向未来,更要尊重历史与现实,历史文化资源的保存现状与价值含量,决定了城市文化建设的定位、方向与着力点,国学重镇的宣扬与推动,文化名镇名村的建设,大运河的保护与开发,这三道课题,既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空白,也是城市竞争的迫切需要,更承载了一座古城的全部未来期待。     

从军事重镇到工商重镇——重庆城市发展轨迹研究

隋唐重庆城是一个地区性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至宋代生产力有了发展,开始向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城市渐进.其功能由以军事政治功能为主开始向包括商业功能在内的多种功能发展,重庆城市化过程由此开始.开埠后的重庆,城市发展迈出近代化的步伐,其贸易兴盛,规模不断扩大,地位不断提高.     

“郑”“张”中国文献学著述之比较

郑鹤声、郑鹤春与张舜徽先生在中国古其文献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二郑的代表之作<中国文献学概要>与张先生的鼎力之著<中国文献学>已被公认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的学术重镇.两部著述各具特色.从古其文献学的建构体系、系统总结方面加以比较,以明其优势与不足.     

俞源与郭洞:两个古村的历史记忆

<正>俞源:太极星象里的家族传承"俞源村始建于南宋,坐落在武义西南。因为地处括婺界,连接婺州和处州,历史上,行旅往来、商贩集散,俞源一度店铺林立,经济繁荣,成为当地重镇。然而,几经兴衰,俞源真正的扬名,却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村口巨型太极图的发现开始的。     

阮成发、唐良智发出武汉“万亿倍增”动员令

正阮成发指点"万亿倍增"三大主攻方向三大基础谋划"万亿倍增"不是空中楼阁谋划推进经济总量从一万亿到两万亿倍增,不是好高骛远,更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基于武汉现实发展基础和未来发展需要的务实之举。1产业规模总量实现新一轮增长:武汉市已形成了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烟草、能源环保、钢铁及深加工等6个千亿产业。近三年工业投资持续保持30%以上增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正在或即将释放产能。     

论成都在元代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蒙古军占领成都,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深入西蜀堂奥之区,建立永久性据点,作为立足"根本",进而顺江东下、攻灭南宋的战略布局。占领成都不仅有助于充实蒙古军事实力,也为日后蒙、宋两军在川蜀对峙格局奠定基础。在平定四川、灭亡南宋的战争中,蒙古军借助成都平台的战略支撑,发挥了招降纳叛、统军伐谋、转饷馈漕的重要作用。元朝灭宋后,成都作为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驻地,是全国著名的军事重镇,兵戈军戎色彩极为浓厚。成都之所以能在元朝大一统的格局下,在"马上取之,马上治之"的进程中,彰显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与成都本身的战略位置有关,也与亡金、亡宋后的形势有关,更与全国统一后的国内时局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