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

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 ,在刑法学界争论已久 ,总的说来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①犯罪目的说 ,以犯罪目的是否达到作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未达到犯罪目的是未遂 ,达到犯罪目的是既遂。②结果说 ,结果说又分为两种 :一是法定结果说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引起某种法定的危害结果发生的 ,是既遂 ,否则是未遂 ;二是预期的结果说 ,即行为人追求的结果发生的 ,是既遂 ,否则是未遂。③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 ,以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全部齐备作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根据此说。将既遂犯分为结果犯 (以发生特定结果作为既遂标准的犯罪 )、行为犯 (以…     

怎样理解三段论各格的特殊规则

对普通逻辑的三段论格的特殊规则，流行的各种教材在理解或阐述上存在着一些分歧，学术界也有些讨论。本文认为，只有将三段论各格的特殊规则置于整个三段论逻辑理论体系中，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否则，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理解和把握。     

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推理

法律推理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在我国司法工作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官所进行的司法审判工作,其实就是在演绎推理的框架内进行的,这尤其体现在作为司法审判的结论——判决书的撰写上。法官审判工作的整体就是一个司法三段论的过程。只是由于我国现存的法律教育体系中缺乏必要的法律方法的指导,绝大多数法官意识不到自己所进行的审判工作与法律推理方法之间的联系。本文正是从我国审判工作的实际出发,论述了法律推理的含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以及对司法工作的重大意义等问题。     

量刑失衡因素研究

量刑均衡是刑法的永恒追求,但量刑的复杂性决定了现阶段量刑均衡只是人类的一个美好梦想,现实是量刑失衡成为了量刑结果的主旋律。但我们并不因此就放弃对这一梦想的追求,相反,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刑法学科自身的进步,从定性过渡到定量已经是刑法学研究的以历史趋势,对量刑的研究更是如此。本文拟对我国量刑失衡的因素之分析,以寻求破解之道。     

量刑建议权的合理性争议及其在实施中遇到的问题

学界对良心建议权的界定一直存在求刑权、公诉权、监督权之争,更是对量刑建议权的合理性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权制度的实施也存在些许问题,需要通过构建良好的运作机制予以解决,分别从适用范围、行使阶段、行使方式、量刑幅度、量刑建议权的效力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等方面来促进量刑建议权的合理、有效实施.     

康德哲学视域下亚里士多德的不能自制问题

亚里士多德从知识论的角度分析不能自制的现象,认为不能自制者缺乏"最终的小前提",不能得出理性的结论。他的分析无法解释严格意义上的不能自制以及不能自制者的心理冲突,引起很多争议。从康德的视角出发,不能自制者是在知道正确的选择的情况下,把感性欲望当做自己准则的规定根据。这种视角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隐而不显,开启了德性伦理学与义务论对话的新的可能性。     

“醉驾”入刑的理性分析

近两年内，恶性醉酒驾驶案件连续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即：醉酒驾车应当定罪入刑，以危险驾驶罪定罪。由此，醉酒驾驶这一危及公众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被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由原来的行政管理转变为刑事处罚，加大了“醉驾”的违法行为成本，有效地遏制了...     

论量刑规范化改革中量刑基准的确定

量刑规范化改革作为解决量刑失衡问题的举措之一,从实施之日起就受到广泛关注。要确保量刑达到规范化,就必须对量刑的基准点做出准确的定位。量刑规范化改革中量刑基准的确定,对解决量刑失衡问题,维护我国的司法公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普通累犯情节对我国强奸罪量刑的影响——以79份判决书为样本的实证研究

我国刑法规定对于普通累犯从重处罚,然而普通累犯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究竟是如何影响具体个案的量刑活动依然是研究的空白。根据法意数据库中79份刑事判决书的经验研究,发现在我国的刑事审判活动中,普通累犯情节对于强奸罪的量刑结果只起到次要的作用,其中累犯前后罪性质是否具有同一性这一变量与当下犯罪强奸罪的量刑结果之间呈现较大的正相关,而累犯前罪刑罚执行完毕到当下犯罪之间的时间间隔这一变量对于当下犯罪强奸罪的量刑结果的影响与最高法院的预期不符。     

刍议量刑辩护

现有法律制度下,中国法院"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观念,导致律师界"重无罪辩护、轻量刑辩护"的现象普遍存在。量刑辩护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纳入量刑程序的法庭审理程序,依然矛盾重重,影响量刑辩护的有效发挥,不利于被告人合法权利的维护,也严重挑战了司法的公正性。因此,重新审视我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构建科学的量刑辩护程序及配套措施,显得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