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自首问题的刑法分析——以《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为切入点

文章以交通肇事罪是否存在自首为主题,以交通肇事没有逃逸的举动是否等同或包含于自首,肇事者逃逸后成立自首是否妥当,以及否认该罪存在自首是否会带来弊端为中心点,展开研究,并通过分析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相关论述,重新审视交通肇事的自首问题。     

认罪认罚制度中法官功能定位之理论检讨——以制度角色—制度能力为分析视角

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主角,法官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理论界的充分讨论.在认罪协商程序中,法官要确保案件结果的准确性和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并且有效控制不同程序类型及简化程度.但法官在控辩协商过程中的角色缺失、庭前阅卷的程序保障不足、在庭审程序简化职责反而增加的实践样态下,其制度角色与制度能力发生了悖反.故有必要引入法官有限介入控辩协商的制度设计,通过法官介入控辩协商的基础、时间点、形式和内容的构建,克服法官在认定事实和审查认罪认罚自愿性方面的弊端.同时,应当以法官是否介入控辩协商过程为界分,将认罪认罚案件的庭审区分为形式审与实质审,为法官提供充分的制度能力.     

论我国量刑证明标准的构建

在独立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下,我国有必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量刑证明标准体系,其有助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实现以及诉讼效率的提高.西方国家量刑证明标准的引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量刑证明标准应作层次性设计,其中法定量刑情节中的从重、加重、免除情形宜采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从轻、减轻情节宜采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对酌定量刑情节应采优势证据标准;基于生命权的重要性,对死刑案应采确定无疑的量刑证明标准.     

论刑法惩治"性贿赂"的必要性——以贿赂罪的侵害法益为视角

不少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权色交易,使得性贿赂大量滋生,其社会危害性在某些方面比起金钱贿赂有过之而无不及。性贿赂与其他贿赂罪一样,侵害的法益都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此,转变传统观念,将性贿赂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对性贿赂定罪量刑,已成为惩治腐败的当务之急。     

中国量刑程序运作现状检视——基于诉讼主体行为的实证分析

量刑程序由诉讼主体之间一系列交互的诉讼行为构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辩护方、公诉方、被害方以及法院诉讼行为的全面实证调查,审视中国量刑程序的运作现状.研究显示,我国量刑程序所出问题的原因既有量刑程序本身的不健全,也有量刑程序之外其他相关制度的不完善,故而中国的量刑程序需要“内修外补”.     

定罪量刑程序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域外定罪量刑程序可分为定罪量刑程序分离和定罪量刑程序合一两种模式.鉴于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在维护辩护权行使、彰显诉讼民主、体现人文观念、实现实体公正等方面的优势,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应当成为我国的改革方向.定罪量刑程序关系模式的形成主要受诉讼理念、人权保障方式、陪审制形式以及审判前程序设置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借鉴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时,应当充分考虑本土因素,即在量刑程序中的人权保障上,应当注意国家、被告人、被害人、社区四方利益的兼顾与均衡;在定罪量刑主体的选择上,是否引入陪审团制需要具体分析;在对待罪状认否程序的态度上,没有必要单独设置罪状认否程序;在量刑程序的独立程度上,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也许更具有现实可接受性.     

量刑建议制度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反思

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是规范法官量刑裁量权,确保量刑的公正的有效手段之一.目前学界关于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的相关理论纷争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概念之争即“主体之争”、“提出时间之争”、“提出方式之争”、“静态与动态之争”;二属性之争,即权力?抑或是权利?还是法律监督权?检察官量刑建议的理论基础在于三个方面,其一是自由裁量权之要求和公诉权内涵的必要延伸;其二是基于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其三程序参与之要求.     

依法裁判与法官解释——由继子女继承权纠纷案件引发的法律思考

依法裁判是法治理念对法官的要求。司法三段论是依法裁判的逻辑表述。然而,由于制定法和司法三段论的局限性,依法裁判命题在法官审判活动中常遇窘境。通过法官解释构建个案的裁判规范,是救济制定法和司法三段论之不足、证立依法裁判之命题、维护法治之理念的法律方法。     

量刑建议权之比较研究

量刑建议权属于检察机关的公诉权的一部分,并没有侵犯法院的审判权.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不仅包括对被告人的定罪的建议,还包括对被告人的应当判处的刑罚的建议.     

刑法情节论

情节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刑法中的情节是指由刑法规定或认可的、与行为人或其侵害行为密切相关的、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并影响定罪量刑和行刑的各种主客观事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