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量刑程序的构建

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广,但是独立量刑程序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包括有哪些要素,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在推行独立量刑程序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这一制度设置的目的.独立量刑程序,大致要解决量刑程序中信息来源、参与者以及证据规则三个部分     

论德国传统量刑理论中刑罚预防目的的边缘化——实证性检验与事实性说明

传统量刑理论一般认为,量刑活动既应考虑报应又应考虑预防。但德国的实证性研究结论则表明:量刑实践中,刑罚的预防性需求在整个量刑活动中始终处于边缘化位置,量刑仅是一个对行为严重性相关变量进行评价的笼统性和简化性过程。造成德国刑罚预防目的边缘化的原因,既包括实践中实现特殊预防有诸多困难,也包括裁量者对一般预防的考虑明显不足。     

量刑辩护制度研究

作为司法活动,量刑辩护是量刑程序的重要内容,即辩方对控方重量刑的反驳、轻处量刑情节的举证和轻量刑意见的呈现,具有重要的纠偏、保障和调节功能.其中,定罪辩护与量刑辩护分离,控方建议与辩方辩护并轨,求法与求情策略并用,是实践量刑辩护的三大命题.而以解释性量刑规范规定量刑辩护制度,以指导性量刑规范细化量刑辩护制度,则是量刑辩护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现实地发挥这一题中应有之义,就是量刑公正实现的重要砝码.     

贪污受贿犯罪二元分立的定罪量刑标准研究

贪污罪与受贿罪一直是反腐败工作打击的重点。我国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规定不能全面反映个罪的社会危害性,难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不利于反腐目标的实现。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该二元分立,确立"概括数额加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起点数额应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准,综合货币购买力、居民消费指数、通货膨胀等因素加以确定,并在刑法中直接予以规定。     

论墨子的“三表法”

墨子的“三表法”是中国“轴心期”理性文化的精华,它可与同时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名的形式逻辑三段式相媲美,同时也有自己的特点。本、原、用是墨子三表法的基本范畴,也是墨学的基本方法论工具。道家的“守一观复”、儒家的“扣二执中”、墨家的“兼三尽用”构成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三大维度,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量刑公正

宽严相济是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政策,对刑事法律适用具有导向、调节、弥补功能,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量刑的轻重和公正与否。通过立法化和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方式影响量刑活动;其与法律精神的一致性及随不同案情区别对待的政策原理,能够保证实现量刑公正。     

折杖法与唐宋量刑制度的变化

宋代实施"折杖法",改变了基本刑罚之笞、杖、徒、流四刑(包括加役流)的刑罚执行内容。由于刑罚执行内容的变化,导致了《名例律》中与之相关的条文全条或部分内容失效,从而成为唐宋量刑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论我国量刑程序的改革

定罪与量刑是我国刑事审判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阶段,刑事审判活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实现准确定罪和适当量刑。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长期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倾向,2010年10月1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试行,将量刑纳入了法庭审理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正式确立。但是,量刑程序改革中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论网络空间中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面对民事法律、行政法律保护力度的不足,刑法对网络空间中个人信息的保护作用日益受到立法者重视。合理设置个人信息保护之刑法规范的前提是准确界定个人信息。从实质内涵上分析,个人信息应具有真实性、可识别性、载体性和价值性;从司法认定的角度看,个人信息还应具备关联性和目的性。刑法对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惩治体现了对公共安全的保护,因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具有公共安全性。为强化网络空间中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应当完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刑法规定,在客观方面增加非法利用行为、明确主管人员的替代者责任以及网络信息控制者的不作为责任等,并且对影响定罪量刑的因素进行调整,真正实现量刑规范化。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处罚模式新论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此罪名的处罚模式引发了学界关于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是否突破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中共犯从属性原理的激烈争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处罚模式之理论评价概括主要有三种,即"正犯化说""量刑规则说"以及"不作为处罚说",但均存在不足,未能有效解释法条并指导实际办案。为了有效规制信息网络犯罪中的帮助行为,应当倡导"综合性说"处罚模式,即分情况分别坚持共犯从属性原理和帮助行为正犯化原理:当被帮助人犯罪时,依被帮助人实施的罪名之共犯处罚;当被帮助人未犯罪时,只有达到"情节严重"的帮助行为才定性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坚持"综合性说"处罚模式的理论基础上,对"主体""明知""情节严重"等罪状要素进行了新的体系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