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的艺术——以量刑基准研究为视角

量刑规范化是刑事司法文明与公正的重要保障，而量刑基准以其对准确量刑独有的重要意义受到各国立法和实践的普遍关注。但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围绕量刑基准问题，无论从量刑基准的概念、法律特性还是到确定方法等研究尚存较大的争议，而这些问题是量刑基准理论研究的实质核心，也是研究的逻辑起点。     

怎样理解“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含义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矿产资源量偏低,因此,合理利用和节约矿产资源是我国的一项国策.所以,1979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六条对造成矿产资源破坏制定了专门量刑条款,现行<矿产资源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采取合理的开采顺序、开采方法和选矿工艺.矿山企业的开采回采率、采矿贫化率和选矿回收率应达到设计要求."     

"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量刑均衡的比较论证

罪刑应当均衡,但是实然与应然的状态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仅看"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的量刑,轻重没有明显的不妥,但当与其他同等量刑档次犯罪及其情节相比较时,便会发现存在着罪刑不均衡之嫌。是本罪的该情节量刑轻了,还是他罪的量刑重了,亦或其他?这是罪刑均衡理论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具体细节问题。     

利用ATM机故障非法提款行为的定罪与量刑——许霆案之再思考

行为人利用ATM机故障非法提款,其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都说明已经构成犯罪.利用ATM机故障非法提款不是基于不当得利的代为保管行为,不构成侵占罪,也不是恶意透支,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利用ATM机故障非法提款行为应定性为盗窃金融机构.不过在量刑上应对"数额特别巨大"作新的理解,并注重刑法第63条第2款功能的发挥,以避免处刑畸轻畸重.     

再论犯罪结果

犯罪结果在定罪中的意义表现为 :犯罪结果是部分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 ;法定犯罪结果发生与否是区分犯罪既遂或未遂的客观依据 ;犯罪结果因其与法条竞合、牵连犯的密切关系而影响行为的罪数。犯罪结果从客观方面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 ,是量刑的重要根据。     

“性贿赂”惩戒刑罚化探析——以法律与道德之关系为视角

在当下我国的贿赂犯罪形势日趋严峻,大案要案频频发生,其方法、手段也日渐多样化的情形下,我国刑事立法把贿赂犯罪的贿赂物限定在财产性物质上其弊端日渐显现.权色交易已不属于私德范畴,而是属于公德范畴并纳入到法律调整范围.将性贿赂入罪虽存在定罪量刑、取证、证明等方面的重重困难,但是,这是立法技术问题,不能以技术操作的困难来否定立法价值.     

逻辑与文化——中国逻辑研究中文化范式的提出及其演变

文化范式目前已经成为中国逻辑研究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一种研究思路和框架.这种研究思路和框架,发端于近代时期的学者张东荪,崔清田教授明确提出并着力强调,鞠实儿教授则把广义论证的观念引入其中,并对逻辑与文化的关系做出了合理性论证.     

生产、销售假药罪刑罚失衡的量刑防范

刑罚失衡关涉法治建设和社会安定,区别于因罪责刑相适应、量刑个别化原则而产生的刑罚合理差异.《刑法修正案(八)》加剧了生产、销售假药罪刑罚失衡的程度,该危害在客观上表现为立法规范的罪刑失衡和司法适用的量刑失衡,在主观上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局限和思维方式的僵化.刑罚失衡的显性原因是立法技术缺陷与司法裁量失范,隐性原因则是职业素养的欠缺和法律权属的冲突.刑罚失衡的量刑防范应基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包括合理确定量刑基准、规范酌定量刑情节、弱化审判主体职权、强化控诉主体职权和赋予其他参与主体相应权利.     

对我国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与完善

坚持公诉的较高标准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我国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决的标准层次性不够。应参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对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作细化分析,提出兼顾社会利益和被追诉者人权保障,证明标准的理论先进性与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针对不同的证明对象的证明标准。     

民事判决书不说理之原因及其对策

民事判决书不说理严重地影响了司法公正 ,动摇了人们对法院的信心 ,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顽症。这一现象有其深刻的原因 ,针对这些原因 ,应采取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