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江湖（下篇续完）

人们对江湖人的最深印象大约是他们的“武”。因为人们说到江湖人的第一反应是：他谈的是“武侠”，联系泛滥于文坛艺苑的武侠小说和韩非子所说的“侠以武犯禁”，便会认为有武艺才能算是侠，才能算是江湖人。去年我在《文史知识》发表了一篇《话说游侠》，一开始就说最早的“侠”与武功没有必然的联系。“侠”不是指有武艺之人，而是指有朋友追随的人。     

闳意妙指吟侠情——评毛正天《金庸的小说艺术世界》

自1955年《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以来,金庸的名字就伴随了华人半个多世纪,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成了华人世界家喻户晓,雅俗共赏的精品,香港的文学评论家林以亮先生甚至认为“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正因为金庸小说传播受众的广度及其雅俗兼得的特点,学术界也对其广为关注。     

从大众文化视角解读新武侠小说的崛起

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武侠小说逐渐在整个华文世界流行,历经50余年而不衰。这主要是因为它站在大众文化的立场,符合了现代读者的阅读期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异域与想象:论金庸武侠小说在日本的文化景观

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的跨文化传播,在日本文化语境中具有典型的意义。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金庸小说翻译和研究起步都比较晚,但取得的成就值得瞩目。1990年代以来,金庸小说全集在日本成功译介,成为当代全球化思潮引领下极具研究价值的跨文化传播现象,从接受者角度探讨日本文坛如何看待中国之"侠",在对侠文化接受时经历了怎样的选择和过滤,阐释日本"金学研究"兴起的文化背景和缘由,对当今中日两国文化交流都具有启示意义。     

意义张力的消解:“汉语新文学”概念之于金庸研究的价值

对于金庸及其小说出现了反差极大的评价,褒之者誉之为中国文化英雄、民族神话的创造者,贬之者斥之为祸国殃民的文坛妖孽。如此过度的褒贬其实都是国族意识导致的意义张力作祟的结果,而这种意义张力来自于特定的研究对象个体与国家民族等宏大语境之间造成的巨大落差。中国现代文学或20世纪中国文学等学术概念和学术平台自然而然会激发评价者的国族意识,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意义张力对学术的干扰。汉语新文学的视角避免了宏大语境的自然渗入,也就规避了意义张力对学术评判的干扰,从而为金庸研究回归学术理性提供了可能。     

抵抗、继承与超越——评韩云波的《“后金庸”武侠》

正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武侠文学研究专家韩云波的新著《"后金庸"武侠》,对上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武侠文学做了全方位的梳理和分析,是中国现代武侠文学研究的一部力作。具体而言,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特色鲜明:一是采用了新颖的研究视角。作者认为,"后金庸"概念提供了中国现代武侠分期的逻辑视角,可与目前主流的时空分期形成互补,以呈现武侠文学类型发展变迁的内在逻辑进程,该著以金庸时代的终结为起点,以对金庸小说进行继承或抵抗而形成的"后金庸"作家及作品为对象,采用发生学的视角和布罗代尔的三层历史观照法来考察"后金庸"武侠小说创新的内在机理。通过对港台与大陆武侠作家的创作实践进行深入分析,归纳总结出"后金庸"武侠小说创新的三种方式:首先是致力于颠覆和抵抗金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形象之异变

金庸武侠小说研究成为时下的热门课题,在其十五部作品中,从陈家洛、郭靖到萧峰,再到令狐冲、杨过,最后通过韦小宝,展示了金庸武侠小说中“侠客”的形象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侠之正”到“侠之变”再到最后的“侠之反”。     

生命力的突进：王度庐研究三十年

王度庐是民国年间武侠小说“北派五大家”之一,其《卧虎藏龙》曾被改编为电影获得多项奥斯卡奖,小说曾节选进入高中教材,他是民国武侠小说以及通俗文学的杰出代表。从1982年开始的王度庐研究,已经走过了近30个年头,经历了开端、深化、繁荣的不同阶段,学者们提出了悲剧侠情、旗族记忆、平民文学等重要观点,但也还存在着研究方法和理论...     

大陆新武侠与科学思维--评韩云波教授《“后金庸”武侠》

在2004年与《今古传奇·武侠版》杂志一道提出“大陆新武侠”的概念十年之后［1］150－156,［2］6,韩云波教授推出了他的力作：《“后金庸”武侠》。在“金庸时代”结束之后（以金庸1982年完成小说修改、1985年古龙逝世为标志）,武侠小说先是经历了以黄易、温瑞安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突变期”,然后进入“大陆新武侠兴盛期”,“转型期”,可望达到以“中国梦”为核心的“盛世武侠”的顶峰。［3］近三十年来,当代中国的都市化进展加快,大众文化是其灵魂与血液,而武侠文化又是大众文化最富于创造力的部分,借助于网络的兴起,武侠文化发育出武侠动漫、武侠网游、网络武侠小说、手机武侠小说等新的形态,在平媒小说创作、武侠影视剧制作方面,也颇有成绩。武侠小说的平媒出版在庞大的武侠文化市场运作体系之中,虽然日渐势弱,但始终是创造力的源泉,产业链的起点。韩云波将这一时段涌现出来的武侠作家作品归于“大陆新武侠”［4］17－21,并引入布罗代尔的“三层历史观”,将之作为“短时段的事件史”,放到武侠文化自古至今“长时段的环境史”与“中时代的群体史”中来考察,以“在场者”的身份,展开发生学的考察,力证大陆新武侠“具体事件、人物和作品以至流派、风格”等纷纭万象之下的“内在逻辑”,借研究者与创作者借鉴,其中生发的勇气、花费的精力、展现的智慧,特别令人感佩。这也让笔者想到韩云波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主持的“21世纪侠文化研究”栏目,在过去的10年里,它是国内武侠文化研究的核心阵地。这些工作与研究的实绩,恐怕得由非凡的文化理性与学术激情来支撑。理性与激情的交会,又何尝不是具备了“现代性”的侠客的题中之义。一位阅读研究武侠的学者,焕发出这样的“侠客气质”,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梁羽生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反思——纪念梁羽生逝世十周年

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创者,武侠小说三大家之一。他把现代历史政治观念融入武侠小说,又将传统小说审美特征大加发挥,打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大门。梁羽生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始,已走过30余年,经历了发生期、拓展期和深入期三个阶段,包括了生平创作、艺术特色、创作观念、文学史地位和比较研究等多方面的研究。但放眼于武侠研究全局,梁羽生研究是显得不足的,存在研究方法欠缺、创新成果不足和研究领域狭窄等问题。如今梁羽生逝世已十周年,无论是毁还是誉都不能成为梁羽生研究未能形成合理格局的原因,这跟武侠小说本身"反武侠"的发展逻辑、梁羽生自身创作的传统基因和特有的时代印记是分不开的。武侠小说和大众审美早已产生多向的流变,梁羽生的作品早已不再风靡,但对研究者而言,打开梁羽生研究的新局面,有利于厘清武侠小说发展历史,为其他武侠小说研究指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