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视角下我国居民碳普惠:内涵、框架体系与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是我国基于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文章围绕居民碳普惠这一当前“双碳”背景下的热点研究问题,从居民碳普惠的概念、内涵、作用与意义三个视角分别展开分析,提出了对绿色支付、居民碳普惠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对居民碳普惠的框架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设计了居民碳普惠“一体两翼”的框架体系,并对我国居民碳普惠发展的五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背景下农业碳减排的实现路径——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之验证

依托数字普惠金融实现农业"双碳"目标是可行的数字化路径。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担起农业碳减排"重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运用解释变量替代法、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后,结果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可通过农民创业效应和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实现,而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但效应大小存在差异;相较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该线以东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侧面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还未突破"胡焕庸线";与粮食主产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在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减排效应更显著。     

融资约束下金融科技对投资和公司价值的影响

融资约束与非效率投资限制了公司价值的增长。针对这一问题,以地区金融科技的发展对融资约束企业的投资行为和公司价值的影响为切入点,通过构造PVAR模型研究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融资约束划分后,最终确定362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SGMM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科技的发展在短期内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促进投资的发生,缓解投资不足的现象,进一步提升公司价值。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可知,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从长期的影响来看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金融科技会通过缩短融资约束企业的投资滞后期数,促进企业投资效率和公司价值的提升。     

创新券能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效率么?——基于供给面与需求面政策的叠加效应

以我国2012-2018年861家在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样本,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等检验方法,探讨了创新券这一创新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券可以通过产学研合作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创新券可降低政府补助所带来的过度投资,即双重政策的叠加会弥补单一政策的缺陷;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券并不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间接验证了产学研信息共享的机制.在激励企业投资时,政府应注意到单一供给面政策造成的非效率问题,利用多重政策的组合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政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企业年报的文本挖掘分析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10—2019年中国实体上市零售企业的年报信息,采用文本挖掘法测算了零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实证检验了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零售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和改善管理效率对经营效率产生正向影响;从数字化转型的分维度来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对经营效率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数字化商业模式和数字化渠道的作用不显著。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化转型对零售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当中;规模过大会抑制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提升作用;东中部地区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升经营效率的影响显著,但是这一影响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因此,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大数字化技术应用力度,发挥国有企业示范作用,以及克服“大企业病”,均是促进零售企业经营效率提升的关键。     

社会信任、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具有深远影响。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这种促进作用在法律环境相对不完善的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还有效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质量,并显著改善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率。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了积极影响,并能弥补诸如法律环境等的不足来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因此,监管部门在不断完善法律环境的同时,也应关注地区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在梳理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利用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2012—2017年数据,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第一,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促进产业绿色发展,产业绿色发展反哺绿色金融成效显著,二者已达到良性共振耦合,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发展阶段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阶段到良好协调,并向着优质协调靠拢;第二,上游地区产业绿色发展已形成了区域内合作机制,产业绿色发展迅速,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自2012年以来上升最快;第三,九省二市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的基础和侧重点不同,二者耦合协调度呈现一定差异,但都达到了良好协调阶段。针对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和产业绿色发展二者耦合协调度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收费公路运营效率测度及时空分异研究

收费公路行业内部债务治理与外部减税降费均要求收费公路运营降本增效。为了探析收费公路运营效率水平及其空间分布格局,使用SBM模型测度了2014—2020年29个省份收费公路运营效率,进而采用泰尔指数和Moran's I指数分析了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认为:收费公路运营存在着效率较低且在时间维度上没有明显增长的趋势,在空间上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收费公路运营效率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部差异,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平均达到81.578%; 收费公路运营效率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呈现出显著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特征,运营效率较高的省份对相邻省份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各省针对相邻省份或最近省份的运营效率现状,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探索产业升级或者物流发展模式,充分发挥相邻省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对本省收费公路运营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建立起收费公路跨区域合作运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