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发行结构与经济波动关系研究

经济是由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大体系构成的,金融资产投资者拥有的金融资产也是由这两大经济体发行的。按发行方不同,将金融资产划分为实体经济金融资产与虚拟经济金融资产两大类,并定义二者之间的结构关系为金融资产发行结构,理论推演了金融资产发行结构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并基于VAR模型对此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资产发行结构与经济波动呈负相关关系,金融资产发行结构变动能够解释将近52%的经济波动,成为研究经济波动的又一视角。     

经济周期与金融资产投资协动性关系研究——基于货币政策影响的视角

利用MS-VAR模型,研究经济周期与金融资产投资之间的协动性关系,同时分析货币政策工具(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对经济周期和金融资产投资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经济周期波动,股票成交额波动可看作先行指标,储蓄存款余额为同步指标,而国债成交额变化量为滞后指标;不同经济形势下,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也有所不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利率的影响效果更好,而经济低速增长时期则更适合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货币政策对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效果比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     

联合国《1993年SNA》修订工作进展简介

内容提要：联合国《1993年SNA》修订工作是目前国际统计界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本文主要就近几年来有关联合国《1993年SNA》修订工作的背景、特点、主要内容、时间进度安排及我国参与修订工作的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     

对资产证券化参与灾后重建项目融资的思考

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项目需要大量资金,这不仅对我国传统的融资模式构成挑战,更为创新融资模式提供了机遇.与此同时,资产证券化正以其独特的优势,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学者以及金融机构的重视.本文提出了将资产证券化应用到部分灾后重建项目融资中的设想与模式,并就其可行性、主要障碍及对策作了一定分析.     

收益权信托关系之否认与双债务人合同之肯认: 纯高案的民商法原理反思

号称"资产收益权信托第一案"的纯高案判决以来,各界对其臧否不一,但对此等法律模式从民商法基本原理展开的讨论尚不足.对金融创新活动可以以强制规定和任意规定之比例为"秤"、无力偿债风险为"砣"予以衡量和评估.收益权信托的法理正当性仍然存在疑问,信托制度不宜被异化、信托标签不宜被滥用;资产证券化亦需强制规定方能保障."概念创新"、功能替代与信托登记均不足以解决收益权信托的定性难题.收益权信托模式可被再定性为一种有次序的双债务人合同,最终用资人与资产管理人均对投资者承担责任,这可以更符合合同条款本身、合同背后实质交易的正当性,实现符合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客观化解释与实质化处理.     

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9年的黄河流域家庭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机制作用与异质性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意愿、金融素养与增加家庭财富来改善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数字普惠金融对中上游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都有正向促进作用；相比于城镇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更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国有股表决权证券化构建新型政企关系

解决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表决权证券化为类似于股票的国有股表决权证,竟价发行后上市流通交易,与原有流通股一起构成统一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改进国家对公司的控制模式,分离主动表决权与被动表决权,制定<国有股被动表决权行使法>,政府只以被动表决权方式行使有关政治、产业政策方面的保留权利;而将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利售予流通股公众,由流通股股东控制公司经营权,调动流通股东促进资源配置的积极性,形成国家依法监管与企业自主经营相结合的新型政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