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写作教学初探

弗兰西斯·培根说过:"诗歌使人巧智"这是很有道理的。诗歌能在短短几句中把一定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确实值得人们回味。尤其是诗人敏锐的观察力,更有可借鉴之处。诗歌与其他文体相比,有更强的情感度、精练性、形象感和音乐节奏。我常常回忆起少年时的情景:乡村的夜晚,月光下,村里的孩子三三两两,在房前屋后,在村头巷尾,童声童气地高声唱着儿歌:"小竹桥,摇摇摇,有只小熊要过桥。立不稳,站不牢,走到桥上心乱跳……"唱一阵,笑一阵,悠扬婉转的歌声清脆嘹亮的笑声,震荡着村庄,震荡着原野。     

辽·金·西夏

公元十世纪初到十四世纪，中国北方诸民族纷争崛起，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加速了封建化过程。同时又以他们新兴的军事优势，取得了一部分或全部的统治权，其中契丹族建立了“辽”，“党项”族建立了”西夏”，女真旗建立了“金”。这些入室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旅，在陵寝制度上。吸收了汉旅传统文化，同时还保留了许多民族特色和习俗。这种汉族文化与北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是中国陵寝制度史上的重要一页。     

修辞音乐美及再现--双声叠韵与Alliteration和Assonance的对比和翻译

汉语双声叠韵与英语Alliteration和Assonance有着异同互见的音韵特点。它们以各自特有的韵律为语言增添了音乐美。译者可以用对应,增补,转换和省略等方法再现这种修辞的音乐美,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     

弦音惓惓：南宋遗民情怀与元明浙操江操琴曲

元明时期,古琴音乐中被人指责为“亡国之音”“衰世之音” 的“浙操”和“江操”,主要是南宋遗民创作和演绎的琴曲。其琴谱和音乐风格与北宋以来的“浙操”和“江操”并不完全相同。南宋时期,在浙江、江西等地,本就有以琴与诗之同好结成的文人群体,入元后,不少人成为遗民的重要代表。其中擅琴的汪元量、毛敏仲、徐天民等,除以诗歌创作表达遗民的失落心态和精神取向外,还将此情怀诉诸琴曲。在此背景下,大量古琴曲被作了新的演绎和再创作。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假借潇湘文学意象,抒发独具遗民心结的惓惓之情,隐逸、避世、孤独、寄情山水则是其中的主题,因而出现了《潇湘水云》《泛沧浪》《飞鸣吟》《秋鸿》《泽畔吟》等琴曲。这一过程持续至明初。明初编订的《神奇秘谱》等琴谱,可谓是对这一过程的总结性成果,奠定了后世对于若干琴曲的解读基调。明代以后,随着士人对宋文化的推崇,以及浙江、江西等南方社会文化的发达,遗民琴曲则被广泛传播,并对此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至善论与中立性之争的金里卡式回应

至善论与中立性之争是自由与社群之争后西方政治哲学向纵深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如何回应它们之间的争论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对此,威尔·金里卡明确否认它们之间争论的关键是“正当与善何者优先”的问题,并把出现这一问题的起因归咎于罗尔斯本人的误述。通过分析罗尔斯语境中正当优先性的两种含义及其与中立性的关系可以表明,金里卡的归因并不正确,他对罗尔斯的解释存在两个误解。尽管如此,在回答至善论与罗尔斯之间的真正分歧时,金里卡也试图反思中立性原则。此种反思从人们的根本利益在于过一种美好生活之判断出发,论证个人自主性的重要性进而强调社会性文化也应作为平等关心的一部分。金里卡的回应因此既坚持了国家中立性,也明确援引社会至善论,从而打破了中立性和至善论两种主张之间的截然对立,并显示出中立性走向与至善论和解的趋势。     

魏晋士人与音乐

“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阶层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起,音乐已逐步成为士人所必备的个人修养,成为评击社会、培养意志和精神自慰的重要手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阮籍的《乐论》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杰出作品。然而,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士人”是不会获得音乐的真正自由的。嵇康、阮籍的结局便是例证。     

升职广播

常小兵: 出任中国联通董事长在移动、联通、电信高层互调中,中国电信副总裁常小兵接任王建宙,出任联通党组书记和董事长一职,而联通集团总裁一职则由原副总裁尚冰接任。业界分析认为,对于联通接班者常小兵来说,目前联通的收入只有约10%来自固网。缺乏固定网络的支撑,导致联通在移动业务上常常被固话运营商设置互连互通障碍。常小兵的加盟将有利于拯救联通的固网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