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钨锡交易和国民政府的外交对策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采取了审慎、灵活的外交策略.发生在此际的中德钨锡交易,国民政府较好地执行了既定的外交原则,以拖延搁置的办法,暂时稳住了德国,拉住了英法,为争取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昆体良与罗马文教传统——《善说术原理》简述

昆体良是古罗马帝国时期的教育大师和修辞术泰斗,也是现代西方大学的古代奠基人。昆体良的《善说家的教育》深化了古希腊-罗马的文教传统,他提出的教育理想无疑可以用来借鉴我们现代教育的得失沿革。文章初步介绍了昆体良及其《善说家的教育》,希望为国内学界进一步理解昆体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面向中国的"灵芝"译论与面向世界的"海变"译论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于1922年在美国英译并出版了《李白诗集》,影响巨大.闻一多与他就中国古代诗歌翻译的讨论分别提出了"灵芝"译论和"海变"译论.两人的译论显示了中日学者不同的翻译观,即面向中国的翻译观与面向世界的翻译观.这两种翻译观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价值认知不同,对中国古代诗歌向外传播的影响也不同.     

催化极谱法测定岩石矿物中的痕量锡

本文提出了Sn（Ⅳ）－V（Ⅳ）－H2SO4－KI－H2C2O4催化极普测定锡的新体系，研究了此催化波的一些性质，建立了快速、灵敏地测定岩石矿物中痕量锡的方法。     

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

1955年在荷兰莱顿召开了第八次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新中国应邀派出翦伯赞、周一良两先生参加。这是冷战开始之后,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第一次与西方学者直接接触。翦伯赞不仅与秦瑞、谢诺等西欧共产主义学者在会上进行了交流,也对牟复礼等与会的美国学者表现得比较友好。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的学术自由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历史由谁来书写等问题。中国学者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正清认为中国存在着潜在的人口问题。西方学者在会议期间的讨论中也提出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争论,他们批评中国存在学术不自由的问题,并担心马列学者可能会将在历史上起过较大作用的胡适等人排除在中国历史书写对象之外。翦伯赞和周一良显然对这些问题主要站在政策性立场上进行了坚决反击。揭示莱顿汉学会议作为冷战后东西方学者第一次实际接触的重要性,可以为了解冷战学术史上政治和学术之间相互影响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一个鲜明的个案研究。     

魏晋三良诗系列作品新论

咏叹评论秦穆公以三良为殉事件的系列诗文,是自魏晋一直到明清,诗人与学者都非常关注的课题。就魏晋诗人而言,他们彻底地改造和变革了先秦两汉经史著作里盛行的对杀人为殉的秦穆公进行严厉批判谴责的主题,王粲、阮踽、曹植以及陶渊明,都把斥责君上转换为歌颂君恩,把怜惜三良的被迫自杀从死转换为歌颂其感恩图报、以死尽忠。这是一个时代的共同倾向,在当时君臣大义趋向混乱的时代,显示出这些思想敏感的文化精英努力反拨乱世潮流的苦心孤诣的努力。     

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

诸葛亮秉政时,不仅大权独揽,且以"太上皇"自居,将后主刘禅置于股掌之中。为了实现刘备白帝托孤时许诺的"君可自取",诸葛亮竭尽全力北伐,其目的不是为了"兴复汉室",而是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晋爵封王,并受近似天子规格的九锡之礼。一旦条件成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极有可能易代更祚,登上帝位。     

论民法上的公共政策——兼论民法规范配置的政策导向

公共政策是为了实现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或社会目标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准则,是一个开放的不确定性概念。公共政策与公序良俗的核心内容是基本一致的,但公共政策的外延要比公序良俗广。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公共政策类型化研究极为必要。为了贯彻和体现民法中不同类型的公共政策,民法设置了不同的规范类型。公共政策的关键要点在于,绝大多数的公共政策都是"有旨向的"。     

基本原则不能排除具体法律条文的适用——兼评张学英诉蒋伦芳遗产继承案

尽管基本原则贯穿于民法始终,但它并不能离开具体的法律条文,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基本原则才有直接适用的余地。在本案中,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遗赠法律关系和侵害配偶权的法律关系。找法的不正确,是本案中法官不得不依靠抽象的基本原则去寻求所谓“公平、正义结果”的直接原因。要通过较为完善的立法,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     

李白诗歌的第一部英文译本——小畑薰良译《李白诗集》、译者与冯友兰等人关系及其他

1922年出版的日本小畑薰良翻译的<李白诗集>,是李白诗歌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个人专集,也是中国古诗散体意译风格的一部代表作.全书融翻译和研究、作品与资料为一体,为西方读者比较完整地认识李白及其诗歌提供了一部有分量的文本,它对扩大李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产生了积极、持久的影响.冯友兰、杨振声等人对小畑薰良的翻译曾提供过帮助.1926年,闻一多、小畑薰良、徐志摩等人围绕这部<李白诗集>,在<晨报副刊>开展了一场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提出的主张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由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参与的这次学术讨论,在中国现代翻译批评史上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