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Baby-M案看中国代孕合法化

代孕合法化并不是将任何一种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代孕行为给予合法地位,而是对那些具有正当性基础的代孕赋予合法地位。由于美国Baby—M案中的代孕并不符合正当性代孕的基础,因此依据该案对代孕违反公序良俗的评论并不适用于具有正当性基础的代孕。基于正当性代孕形成的代孕协议属于身份(财产)契约,并非有偿的交易契约,并不违反公序良俗,应为有效契约。     

美国每日科学网站——中国城市治理使健康成本减半

正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儿童环境健康中心、山西医科大学、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介绍,十多年来中国太原大力治理大气污染,人们健康状况大为改善,2001年至2010年与死亡和伤残有关的费用下降了50%以上。这是证明在中国污染严重地区推行减少大气污染政策既能给人们带来健康又能带来经济益处的首份研究报告,同时还提供了衡量改善大气质量的政策如何保护人体健康的模式。     

早期拉丁教父的死亡观评析——以德尔图良、安布罗斯和奥古斯丁为例

早年的德尔图良在死亡观上,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他同情胆怯者,号召人们勇敢面对死亡;晚年的德尔图良成了一名孟他努主义者,因而在死亡问题上采取了偏激的态度,他开始诅咒胆怯者和极力赞扬殉道者。安布罗斯从肉体与灵魂的截然对立出发,认为死亡的本质就是善,因为死亡意味着灵魂离开肉体而获得自由,这种死亡观显然是柏拉图主义影响的结果。作为教会体制代言人的奥古斯丁,则从《圣经》的立场出发重新解读死亡,他认为死亡不是善而是恶,但是这种恶可以被转化为善用;他同情惧死行为,并谴责自杀性的殉道现象,认为这种现象不仅与《圣经》教导相悖逆,而且客观上会鼓动异端邪说,威胁教会统治。     

太行山里的百年孤独

正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重大呈现的太行山,隐藏着一段不被人知的秘密。秘密就在王硇村,为什么这个村能从明朝永乐年间一直保存至今,这个村子里的人到底是谁,他们怎么生活,这一切从揭开王硇村前世的一段历史故事开始。     

瓦良格号不能负担之“重”

2011年8月，瓦良格号出港。中国海军第一次拥有航空母舰。这在中国来说是一个突破，但从整个世界来看，中国晚了近一个世纪。早在近100年之前，飞机刚刚出现，海军就意识到了飞机对海战的重大意义，各个工业国纷纷把飞机用于海上战争，进而开发海上空军基地，也就是后来的航空母舰。在这场航母竞赛中，中国实在是个后来者。     

论“国家政策”之法源地位的民法典选择

在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中,将"国家政策"规定为民法的正式法源不具有正当性,但"国家政策"仍是立法和法律适用中可予(或应予)考量的一项政治因素。凡是能够通过"最大公益性"要求检验的国家政策,其本身具有公共政策属性,可融入立法而制定法化。在法律适用中"国家政策"可经由司法的"创制政策"、"发现政策"、"释明政策"路径进入裁判。未来民法典不应再明定"国家政策"的法源地位,应将其涵摄于民法典的公序良俗(或者公共政策)条款。     

广州“减并放优建”破解“人在证途”

正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日前提交的一份有关居民办证制度改革的"人在证途"提案已被列为市政协今年重点提案督办的1号提案,由市委书记万庆良亲自督办。把握改革原则、思路,抓紧形成居民办证制度改革方案。市委书记万庆良对下一步深化居民办证制度改革作出部署。一要把握改革的原则和思路,做到依法推进、有章可循、分类处理,按照"减、并、放、优、建"五字诀有     

论式:修辞学、辩证法和逻辑学的关系纽结

古希腊的法律修辞学刺激了辩证法的诞生,辩证法的论证工具——辩证推理同时也是逻辑学的一类研究对象。亚里士多德于分析性推理之外创立了论式理论系统,这种理论继而成为改造旧修辞学的利器。西塞罗在法律语境中将论式理论和修辞学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高于古代法律修辞学的新形式。辩证法、修辞学和逻辑,通过论式学说纠结在一起。现代论式学说的复兴,以承认分析性推理和论式性推理或辩证推理的区别为出发点。法律论证三学科——法律修辞学、法律辩证法和法律逻辑的互动发展,表明一种全面的法律论证理论有必要反映这三个学科的不同视角和规范,并汲取它们的精华。     

辽代高僧“杖锡”“挂锡”及相关问题探究——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高僧之＂杖锡＂与＂挂锡＂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类,其目的较为明确。高僧们＂杖锡＂游方之路线长短不等,＂挂锡＂住止之地点多寡不一;他们每次＂挂锡＂住止之时间主要与欲达之目的相关。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高僧们圆寂荼毗后,都将回归于出家之寺院塔葬。此外,辽代＂杖锡＂＂挂锡＂之高僧多非专属一宗一派,遂致辽代佛教呈现显、密合一之态势。     

从给付制度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我国首例“第三者”遗赠纠纷案 ,在学术界引发了诸多纷争。判例所体现的给付正当与否 ,暴露了我国民事私法上关于不法原因给付制度构建的欠缺 ,另一方面也昭示了建立在个人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给付价值的匮乏。文章指出民事法律的基础和灵魂在于行为自由 ,其功能与目的不在于否定自由 ,而恰恰在于保障与舒展个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