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抗战诗歌中的日本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的实践与运用

比较文学形象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强调一国文学中异国形象的展现与创造异国形象的作家主体相结合,在他者与自我的张力中去审视两国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彰显出独特的魅力。胡风在1931—1945年这段抗战时期的诗歌中,展现并刻画了大量的日本形象,这些异国形象特征以及与胡风的关系正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的研究范畴。主要包括三方面:日军和日本士兵的形象;日本政府和日本平民的形象;日本自然和人文景观。此外,诗人将自己或愤怒、或同情、或憎恨、或悲伤的情感寓于他者形象之中,使之栩栩如生并富有感染力,从而构成了一个多重复合的日本形象。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     

华侨对祖国抗战经济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经济支援,这是他们对祖国抗战作出的最大贡献.华侨对祖国抗战经济支援的方式:捐款、购债、侨汇、投资和捐献物资.他们在祖国抗战中能作出如此重大经济贡献的主要原因: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爱国侨领起了重大作用和国共两党都对华侨抗日救国运动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与抗战文艺论争

文章论述了老舍1941年前后文学回归和抗战文艺论争的关系,从关于“暴露和讽刺”的论争、“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认为,正是这几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论争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回归提供了足够的思考余地并促成了老舍的回归.     

抗战爆发: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

本文认为 ,抗战爆发是中国 2 0世纪文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 ,此后 ,中国文学开始了一个很长的“共名”时期 (这个时期的下限尚有待确定 )。论文同时指出 ,鲁迅去世与抗战爆发在时间上几近重合 ,是这一分界能够成立的关键 :这一重合直接标志了战前新文学的某种精神的终结     

抗战歌曲及其对八年抗战之影响

抗日战争期间所创作和传唱的抗战歌曲粗略估计有近万首之多,本文通过对这些歌曲作类型学和音乐史的研究,客观评价了抗战歌曲在八年抗战中唤起民众、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巨大影响力.     

抗战时期南通日伪米粮统制探析

学界对日伪在华中的米粮统制之研究较深入,但多停留在政策层面,具体执行情况鲜有涉及.文章在深入发掘南通地方档案的基础上,深入考察日占前期南通的米粮统制,着重分析南通支社在米粮统制中所扮演的角色.     

抗战烽火中以教育爱国--我的公公姚白予

1938年3月17日,南通沦陷。南通城内,省立南通中学（即通中）的学生们离校疏散。通中德高望重的教师姚白予拒绝了日伪的威逼利诱,一心谋求以教育来抗日爱国。他与同仁易剑楼、顾时辅等坚持“毁校建校,苦教到底”,他们的办学足迹,从上海到海安角斜、东台、兴化、镇江等地。姚白予前后执教近30年,每自谓：“我乃平凡人,做平凡事。”1951年6月9日,姚白予先生病故于上海复兴中学任内。本文口述人吴均为姚白予的儿媳。     

抗战文化与面向21世纪的重庆文化

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化是重庆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 ,是重庆历史文化中最厚重的积淀 ;而且我们发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重庆文化与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化有着一个相似的文化发展背景 ,那就是城市地位的提高 ,为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推行着联苏抗日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政策是其依靠英美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方针与英美远东政策矛盾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防共”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联苏抗日政策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