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航空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模型检验

民用航空产业集聚是构建高端供求市场、高度产业协作、高度交通便利而实现区域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2009—2020年省级数据,探究民用航空产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竞争效应3种集聚模式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检验集聚效应的阶段性作用。结果表明,随着集聚水平的上升,民用航空产业的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先抑制、后驱动的影响,竞争效应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正相关关系。     

国宴

上层的生活,不一定让你成为上等的人。从2005年春节起,国宴公开售票,大凡好奇心与虚荣心并重的富贵闲人,都可以前来购票尝试,当一回国宾,见一回国家领导人,吃一顿形式大于内容的国宴。也算是体验人生。一顿国宴花费不菲,公开售卖是拆除壁垒,票价昂贵则是特设壁垒。既然是国宴,门槛肯定要高。     

门槛效应、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假说”,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质量先恶化后改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所谓的“门槛效应”。本文采用Hansen（2000）提出的“门槛回归”方法,以10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横截面数据,对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多个因素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都存在着“门槛效应”。我们发现,当贸易开放程度作为门槛变量时,可将“低收入-高工业”的国家分成两组。而在“低收入-低工业”、“高收入-高工业”和“高收入-低工业”的国家和地区中不再有“门槛效应”的存在。     

“双循环”背景下城市房价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的分析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需进一步理清房地产对投资和消费的综合影响。基于2005—2018年286个城市数据,通过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房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房价上涨通过投资和消费两个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独立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6.12%和26.91%,链式中介效应占13.96%;区域差异较为明显,相比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正向效应更大;房价对经济增长存在双门槛效应,房价处高位区间对经济增长作用效应趋于负向;房价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当房地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比值提高至一定水平,房价上涨转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房价处于低水平时对于消费有显著积极影响,但随着房价收入比提高,房价对消费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基于我国数字经济支持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产业规模要适中,如果超速扩容,可能导致优势资源向数字头部地区集中,进而形成市场垄断;第二,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会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三,以信息专利申请数为门槛变量时,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不存在门槛效应,说明科技创新需要对接市场需求,回归本源,这样才能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第四,数字金融的发展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资金可获性和资金配置效率,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数字经济和实体产业的融合。因此,在推动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强化数字专利的质量导向和服务实体经济导向,同时避免数字经济的盲目扩张。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在测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促进效应为10.4%;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边际效应溢出”趋势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溢出强度具有空间异质性,在区域上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但相比东北和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乡村产业溢出红利更为敏感;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区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进效能呈“N”字型布局。     

基于人口集聚视角的人口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劳动收入份额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环节中的重要问题,关系到初次分配的公平程度和经济发展质量。威廉姆森假说表明适度的人口集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过度集聚反而会导致人口结构恶化,抑制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为探究中国人口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创新性地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采用世代交叠模型进行理论机制分析的同时,结合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港澳台外)2000—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究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和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是否会受人口集聚效应的影响,以及沿海与内陆地区变动规律的差异。研究表明：人口变动过程中存在人口集聚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人口自然增长可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但人口密度高于门槛值时促进作用明显减弱;人口净迁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倒U型,人口密度高于门槛值时促进作用转为抑制作用;老年抚养比提升会抑制劳动收入份额增长;沿海和内陆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规律一致,但沿海地区人口集聚的门槛效应更加明显。从人口变动视角出发,有助于为中国统筹提升各地劳动收入份额,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建议。     

技术融合能否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于动态能力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研究

采用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技术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引入企业动态能力,分析动态能力对技术融合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技术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动态能力对技术融合与企业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动态能力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在企业产权性质、行业、规模方面存在异质性。通过进一步门槛检验,发现技术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存在非线性关系,只有当企业动态能力达到一定阈值,技术融合才能有效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FDI质量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其质量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2006—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Index DEA模型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技术进步作为门槛变量,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FDI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FDI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随着技术进步的提升,FDI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逐渐增强;对于全国和东西部地区,FDI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双门槛效应,对中部地区存在单门槛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各区域应在提高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合理引进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