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晋外戚

东晋时期，世族把持着朝政，也垄断了与皇家联姻的特权。外戚都来自侨姓高门大族，且同一家世族数次成为外戚，造成不少辈份紊乱的婚姻关系。东晋的外戚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政治，有的甚至执掌朝政，对政治产生了或轻或重的影响。由于各世族彼此互相牵制，任何一家外戚不论权势多么炙手可热，都不能独霸朝政，由此避免了汉代某些外戚的灭门之灾。外戚借助于与皇室的联姻，门第更加显赫     

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

东晋南朝时期,出自天然、发乎中情的孝行在社会中盛行,与之同时,合乎“礼”的规范化家庭伦常道德受到了统治阶级的特别重视,在政治生活中被强调了。清议的内容集中以维护家庭道德的“礼”为主更可证明社会中家庭伦常之被强化。士大夫阶级重声教而又刻身厉行,这一社会生活特色可从门阀社会和门阀统治阶级身份上加以说明。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简评

门阀士族的相关问题是深入把握两晋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关键之一。近代以来,从这一视角研究两晋文学的做法逐渐为学术大家重视,出现了《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详见陈寅恪著、三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5页）、《土族与六朝文学》（陈章灿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东晋南朝的谢氏族文学集团》（丁福林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佳作。《两晋士族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是孙明君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晋历史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的结项成果,该书可谓从门阀士族角度研究两晋士族文学创作的代表性著作,在写作上具有以下特点：     

黄淮流域和中古学术文化

在中古学术文化史上,大多数重要人物的籍贯在黄淮流域一带。三国到东晋南朝时期重要的学术、政治人物多出于这个地区。东晋一代,南迁的黄淮流域的士家大族把持着政坛和学术文化界。南朝以后,这一区域人士在政坛、文化艺术界的影响逐渐下降。黄淮流域在中古学术文化史上的兴盛,有其传统和经济上的原因。春秋战国以来,这一区域的文化就处于领先地位,即使两汉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长安,但活跃于政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仍多出于这一地区。当时黄淮一带经济繁荣,人才辈出,门阀制度也维护着黄淮流域高门的文化地位。     

刘义康谋反事件探析

刘义康谋反事件是刘宋政治史中的一件大事,它开启了南朝宗室内讧的序幕。刘义康事件是刘宋初年徐羡之、傅亮事件的延续,是次等士族不甘心失去辅政权,与门阀士族之间的又一次激烈斗争。本文从刘义康事件双方阵营主要人物的阶层分析入手,分析事件性质。刘义康事件是晋宋之际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反映了晋宋政治格局转变的复杂性。     

钟嵘生平三事考释——兼论《诗品》的撰写动机

现存《梁书·钟嵘传》《南史·钟嵘传》等文献详载钟嵘生平三件大事,即上书齐明帝、上书梁武帝、撰写《诗品》。可见,此三事在其生平行事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通过结合相关史料考释钟嵘两次上书的始末原委,方能看出事件背后其竭力维护士族群体利益的思想。这是由南朝社会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的。同时,由于齐梁之际,五言诗已成为最重要的文化资本,故钟嵘撰写《诗品》表面上是为了给年轻的士族子弟在五言诗创作上提供“准的可依”,然究其真实动机,很可能是为了更好地占有这种文化资本,进而维护士族在文化领域的优越性。只是与两次上书相比,钟嵘维护士族利益的思想在《诗品》中是一种隐性的存在,然殊途同归,二者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晋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兼议“王与马共天下”的空间结构

晋元帝立国江东揭开了东晋南朝的序幕,也开启了东晋门阀政治时代。在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中,国家空间结构有五个较为明显的区域,包括沿江核心地带、拱卫辅助区、边缘区、边境区等四个功能区和一个沦陷区。这一空间结构反映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士族政治形态,王敦兄弟通过军事和政治控制了沿江核心地带;元帝则苦心经营核心区两侧的拱卫辅助区,以与王氏宗族抗衡;边缘区则因士族风气、习尚的影响被进一步边缘化;边境区活跃的北伐或南逃的流民帅基本上为朝廷所支配,关键时成为掣肘王敦的外援;沦陷区是名义上的疆土,中原最终淡出江东政权的空间视野,江东的侨置政区安置了南渡士族,也慰藉了其对故国家园的忆念。     

建构与解构: 论汉晋士族文化心理之转向

士族处于国家权力结构的金字塔中层,上达天听,下播黎民;上体现国家意志,下反映社会人心,在国家政治功能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民族文化心理上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汉晋以来,士族文化心理一直成为支撑民族文化心理的核心。汉晋士族文化心理的建构始于汉武帝。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完成了儒学的经学化,有效建构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文化崇拜。在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的双向推动下,经学化儒学所衍生的偶像崇拜,经学取士制度所衍生的权力崇拜,又使得汉晋文化心理表现得异常丰富。然而,随着以王羲之为首的东晋士族登上文化舞台之后,逐渐解构了汉晋以来的偶像崇拜、权力崇拜及文化崇拜,从而使汉晋士族文化心理发生了历史的转向。     

试析武则天时期士族地位变化的原因——从宫廷斗争的视角

门阀士族作为中国地主阶级的一个掌握特权的特殊阶层,活跃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唐朝,门阀士族逐步丧失了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武则天统治的前后一段时期,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士族阶级自身具有的集团性、分裂性以及皇族统治集团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使得士族的地位经历了一次直线式的下降,加速了士族及士族制度的最终消亡。     

初唐佛教的平民化——以科举政策的改变为研究中心

［摘要］从李治和武则天伊始，唐王朝专尚进士科，所试内容亦渐弃原来的试策和儒家经义，转而以诗赋为主。初唐中后期新出现的这一国家用人政策，导致了唐朝主流文化的大转变；流风所煽，中国佛教亦从士族宗教而转变为平民信仰，中国佛教的世俗化就此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