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循境求义——《经义述闻》的语言学思想研究

语言中任何一种单位的意义 ,都是在语境中而得以终极确定的 ,因此通过对语境的分析去寻求语义 ,便可称为“循境求义”。王引之认为 :“经之有说 ,触类旁通 ,不通全书 ,不能说一句 ,不通诸经 ,亦不能说一经。”这种以“诸经”为语境、以“全书”为语境的观点 ,较之现代语境学说 ,则显得眼光更为开阔 ,更为高远 ,对学识的要求也更严更高 ,可视为“大语境观”。     

试论儒家文化的义利观及现实意义

义利之辩是我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古老而又重要的话题,探讨和认识义与利的关系,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义"与"利"本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义"的反面是"不义","利"的反面是"非利"."义"与"不义"是相互对立地同在一个道德层界里;"利"与"非利"是相互对立地同在一个价值层界里.二者之间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正确调整二者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     

从"六诗"到"六义"

"六义"是汉代经学家的说法,它是经过一系列改头换面的处理"层累地造成的".赋比兴根本不是<诗经>特有的艺术手法,更不是<诗经>艺术价值所在.从"六诗"到"六义"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应重寻阐释平台,予以摧陷廓清.     

寻找与背离：寻根派小说论

寻根派小说作为最近几十年以来惟一自觉的小说流派 ,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重点。寻根派小说纠结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 ,暧昧的传统特色与模糊的现代特征导致了寻根派小说具备着罗杰·福勒所说的“文本间性”的特征 ;寻找与背离 ,是寻根派小说的文本品性。     

论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创新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是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起点和关键,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最终成效的评价依据。不断探索思想政治的创新观念,努力树立主体间性的交往观,务实积极有为的阵地进取观,有利于更好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重新定位,为构建全球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发展和完善增添新的生机和活力。     

论美学与文艺学的内在主体间性

美学和文艺学的理论建构正在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推进。完整的主体间性是由两个层面构成的,即外在主体间性和内在主体间性。内在主体间性,实际上就是自我主体的多重内在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即感性主体与理性主体;原欲主体、自我主体与超越主体;本真主体与异化主体;此在主体与彼在主体这四种类型的多重内在主体及其"主体交互性"。     

从韦伯到哈贝马斯--论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哲学范式转换

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化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但却造成了自由与意义双重丧失的现代性悖论,其实质是以主-客模式为特征的意识哲学的必然困境.韦伯看到了问题并着手解决,但由于囿于意识哲学的范式因此均难逃工具理性的桎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以语言哲学的范式取代意识哲学,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拯救了"铁笼"中的孤独个体,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如果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可以发现,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义与利之外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文章对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