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人格特征及其成因探析

侠者的影响、儒学的教育、道家的熏陶使司马迁侠 (分言为义、奇 )的人格特征早在其少年时代就已基本形成 ;青年时代的壮游之举不仅使司马迁坚信了自己的信仰 ,也磨练了意志 ,宏阔了胸襟 ,陶冶了情操 ;中年时的入狱和受刑 ,使他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更加透彻 ,友情观与荣辱观最终形成 ;晚年著成的《史记》则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人格。《史记》是一座高耸云天的人格美的纪念碑     

濠梁之辩:没有赢家

从认知逻辑与认识论的视角看,庄子与惠施的这场争辩并没有赢家与输家,双方实际上都可以有自己的合理性依据。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私人语言”是否存在?“知道”的内涵是什么?——都可以在这场争辩中找到其萌芽。对这场争辩进行多层面、多维度的探讨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庄子与惠施思想的理解与把握。     

《白虎通义》《释名》声训之优劣

《白虎通义》与《释名》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两本声训书,在古汉语研究中仍启迪着一代代学者。现代汉语探源要从古汉语着手,对这两本声训书进行优劣方面的对比,能让我们对汉代声训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对《白虎通义》和《释名》声训特点进行归纳比较,进而总结出汉代声训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从郭子仪诗歌组看杜甫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

杜甫有多篇诗作直接描写唐朝著名军事家郭子仪。这些诗篇虽然并非作于一时一地,但将其以适当的方式缀合起来,则可以构成郭子仪诗歌组,或简称诗组。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具有传记文学的性质,并可与正史之记载相互补充。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与诗经《小雅·六月》具有较强的对应性。这种文本间的契合绝非偶然,它说明杜甫继承和发展了《诗经》所开创的中国诗学传统。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具体诠释了六义中的赋之本质特征:纪事传人。由杜诗的传记文学性质而上溯六义中的赋,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六义的本体论认识。     

CO-OFDM系统中基于线性预处理的新相位噪声抑制算法

针对相干光正交频分复用（coherent optical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CO-OFDM）系统中相位噪声引起的载波间干扰（inter-carrier interference,ICI）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线性预处理的新判决反馈相位噪声抑制算法。该新算法改进了线性预处理部分,利用循环前缀与OFDM符号固有的相关性,在时域进行简单的线性组合运算,充分利用了OFDM符号中冗余信息。仿真分析表明,在激光器线宽为200 kHz且误码率（bit error rate, BER）为10－4时,与判决反馈相位噪声抑制算法和一次迭代的判决反馈相位噪声抑制算法相比,该新算法BER曲线的信噪比（signal to noise ratio,SNR）分别改善了3 dB和1 dB,有效地降低由ICI引起的错误平层。     

时代新发展需要新的哲学认识路线

当今时代出现的迅速而剧烈的新发展状况,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认识世界的方式,探索如何实现对事物的预见性认识。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除了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事物自身还存在一种重要的联系：间部联系。间部联系的提出,能够让我们 从可持续角度更深刻地认识事物,洞察事物的导源与归宿,用“认识链”应对“问题串”和“矛盾群”。     

行动及其理解:舒茨与米德的社会学思想比较

理解是社会科学特有的一种方法;它强调自然实在与社会实在之间的本质区别。这种方法向传统的科学观所崇尚的感觉至高地位、认知必须从感觉出发、用自然科学的理想模式建构社会科学等观点提出了严重挑战。社会心理学大师米德与现象学社会学创始人舒茨都曾对理解的方法做过精辟独到的论述。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要从理解的不同方面:理解的对象——行动、理解的内容——意义以及理解的方式——主体间性等对米德与舒茨进行一次简要的比较;也试图就此理清米德的思想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舒茨的。     

思维和存在矛盾运动视域中的主体间性理论

要把主体间性理论真正整合进实践唯物主义的体系之中,首先是要从根源处探明主体间性的实践生成问题;而要探明此问题,思维和存在的矛盾运动是实践唯物主义基本理论中可选择的一种理论视野.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在思维和存在矛盾运动的视域中,主体间性对主体性的扬弃是既克服又保留的辩证否定,具有与现代西方哲学"主体间性转向"不尽相同的理论旨趣.     

“依经立义”与“兼采百家”:论《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模式

从理论建构模式的层面来认识《文心雕龙》如何“弥纶群言”,是一个有待深入的问题。总体而言,“依经立义”是《文心雕龙》最突出的理论建构范式;同时,《文心雕龙》也兼采纬书、楚辞、子书、史书及前代文论的有益成分。“奇正观”正是刘勰处理“依经”与“兼采”相互关系的原则。“依经立义”为主而“兼采百家”,这样的理论建构模式最终造成《文心雕龙》地负海涵的宏大格局。     

中国古代“忠义”内涵再探

“忠义”是中国古代的重要道德观念,以往认为它多偏重于“忠君”之义。实际上,构成“忠义”的“忠”和“义”有着内在统一的书写逻辑,“忠”所体现的伦理次序的适宜性,使其成为“义”的意涵的一部分。二者在词汇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对道德的追求而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忠义”发展出在不同场景下的双重内涵,即“在国家为忠,在民间为义”。所以,正史忠义类传除了收录“捐躯陨节”的忠臣,也收录舍己为人、朋友情谊等偏“义气”的内容。“忠义”的双重内涵,不是分隔孤立的,而是统一于其内在性质之中。忠义的性质包括天性特质、甘愿放弃生命的牺牲性,以及被奸邪所激发的对立性,实际上更多地生发于“义”,而不仅仅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