佑顺寺关公殿:藏传佛教最早的关公崇拜探源

既有研究认为,关公信仰正式进入藏传佛教体系始于乾隆时期,并和雍和宫改建有关。文章指出,康熙年间敕建的辽宁省朝阳市佑顺寺,始建时即有关公殿并保存至今,表明关公崇拜正式进入藏传佛教体系不晚于佑顺寺落成的1707年。文章梳理佑顺寺藏传佛教石雕、朝阳市地方志和清末海外汉学家在佑顺寺的研究记录,表明佑顺寺从规划到传承,始终是藏传佛教在东北地区重要的传经和藏经寺庙。朝阳市位于东北、漠南和京畿地区交界,地处清朝统治北方地区的核心位置,北京白塔寺的主持喇嘛卓尔济负责筹建佑顺寺并担任首任主持,在此前后,朝阳也成为藏传佛教经文译为蒙古文的重要地区,后世乾隆等历代清朝皇帝往返盛京(沈阳)途中也都在佑顺寺驻留,这些都反映了佑顺寺在清朝敕建藏传佛教寺庙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清朝通过佑顺寺等敕建藏传佛教寺庙的布局,在蒙古、东北地区和京畿地区建立起藏传佛教体系的多个节点,正反映了清朝将藏传佛教“国教化”和“王朝化”的思路。而佑顺寺中专门建成的关公殿,体现着清朝借助藏传佛教来管理国家,吸收不同民族和地区文化的特点,也反映了藏传佛教的开放和包容。     

近代日本人与中国西藏——以寺本婉雅三次进藏为中心

寺本婉雅(1872-1940),历史上最早进入我国涉藏地区的日本人之一,是日本与我国西藏关系史上一位极其特殊的人物。他既是一名佛教僧人,又非常热衷政治,外交手腕高明,人际网络广泛。本文利用寺本婉雅个人日记等一手日文资料,对寺本婉雅及其进藏经历进行梳理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日本与我国西藏的关系史,同时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觊觎我国西藏、利用佛教拉拢我国西藏高层的事实。     

五世噶玛巴河西之行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推进 ——以百灵寺《敕建普福寺纪功德碑》为中心

五世噶玛巴德银协巴(de bzhin gshegs pa，1384-1415)为明代三大法王之首，其晋京之行意义重大。文中，我们以百灵寺《敕建普福寺纪功德碑》为重要证据，结合《红史》《贤者喜宴》和《噶玛噶仓传承大宝传记·无边宝月水晶鬘》等典籍，对五世噶玛巴返藏途中的河西之行进行考述。在确证五世噶玛巴曾于返藏途中取道河西地区的甘州(kan civu)、凉州(lang jus)广弘佛法、维修寺院的同时，勾勒出五世噶玛巴河西之行的大致路线，并结合历史背景和汉文史籍就其取道河西返藏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取道河西返藏应是五世噶玛巴在综合考虑明朝政府的河西治理政策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五世噶玛巴的晋京之行在促进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同时，强化了汉藏佛教关系，推进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清初丹霞遗民舍山缘起

清初名僧澹归今释创建别传寺推动了曹洞宗中兴，改变了粤北的佛门格局，也塑造了今释本身；而该道场的开辟，与托迹于丹霞的明遗民舍山息息相关。清初，曾为南赣巡抚的明遗臣李永茂与从弟李充茂因归乡路断而买下此山，并命名为“丹霞”。其后山上聚集了一个为数可观的遗民群体。顺治十八年（1661），今释以供养师祖宗宝道独和尚为由以偈乞山，而亦若居士姚继舜则以山酬偈。同年底，信仰佛教的山主李充茂在姚继舜等人的游说下写下《舍山牒》，把整个丹霞山都施予了佛门。遗民们之所以会放弃丹霞，是由于复明无望，而归路已通。而道德质量、文化修养、政治立场获遗民们认同，且在永历朝与李充茂曾为同僚，是今释成为丹霞山受施者的原因。     

佛塔：跨文化互动中的艺术形式新变与观念内容重构

佛塔是印度文化的一种文化观念和宗教观念在建筑形式和美学思想上的凝结，具体来讲有三套象征体系：宇宙象征、圣山象征、哲理象征。当佛塔进行跨文化的传播时，在文化互动中发生了系列变化，体现为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的新变与观念内容的重构，展开为一个多样性的文化与美学景观，佛塔传向南亚，在印度文化与南亚文化的互动中，在斯里兰卡、尼泊尔，突显佛像境界，在缅甸、泰国、老挝，佛塔主体由半球型启显宇宙境界，转成瓶钟形人间关怀境界，形成缅甸圣罐、泰国圣钟、老挝圣瓶的佛塔主体；在柬埔寨和爪哇，突出了须弥圣山境界。总之，佛塔在南亚，产生了不同艺术形式新变与各有特色的观念重构，生长出以塔、寺、山三个主要方向中的变化，并形成了各自的佛塔类型。     

北岳地方社会与唐代慧炬寺蠡见——以恒山慧炬寺石刻为中心

通过集中讨论唐代恒山慧炬寺所立四通石刻，追溯慧炬寺立寺前北岳地方社会与佛教发展情况，聚焦慧炬寺肇创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可以看出，慧炬寺虽创立于唐，但其创建佛寺的信众基础和宗教土壤却是植根于汉末以来河北佛教的历史发展。慧炬寺肇创是北岳地方社会中上层善信推动的结果，该寺在建立伊始就确定农稼立寺。不过，揆之碑刻可以看出，在慧炬寺的发展中，其信众中周边方镇军管手工行业中属于武职身份的管理官员，尤其是中下层管理者，特别引人瞩目，这一群体构成了慧炬寺延存的重要外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