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生代小说的狂欢化叙事

狂欢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生代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也是其受中国市场化社会形态影响的结果。新生代小说叙事的狂欢化主要表现在语言和想象两个方面：在语言方面,新生代小说将诗性的先锋语言与口语化的新写实语言结合起来形成了轻快、飘逸的狂欢化语言,并表现了新生代作家们对历史的重新解说;在想象方面,新生代作家们反抗宏大叙事,以诗意的想象冲淡历史与现实的残酷性。但是,极端的狂欢化并不利于新生代小说的发展,狂欢也是需要限度的。     

能人治村的绩效与限度探讨——以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为个案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党和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逐步推行,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给农村能人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对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的调查研究,在＂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框架下,分析了乡村精英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民主建设、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探讨了乡村政治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绩效以及在执政过程中的行为限度。     

以服务社会为职志:言心哲和他的社会事业

言心哲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学家.他将社会工作视为一种在既定政治体制之下以和缓、改良的方式补救社会病态的科学手段.他构建了以社会服务为体,科学研究与人才教育为车之两轮、相辅为用的中国社会工作体系.据此,言心哲一方面着手创建社会工作教育方案,以求造就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使社会工作为民族国家建设发生宏大的效果.另一方面,他提出本土社会工作构建之路的三个维度:在本体论上,将社会有机体的功能视角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情境相嵌合,提出引入国家力量介入社会病态补救的社会工作本土化路径;在方法论上,调和社会问题研究的实证范式与行动导向,以科学的社会工作研究保证社会问题的科学解决;在实践论上,通过社会工作研究与社会工作实务的实践,发掘社会工作本土要素、优化社会工作教育.     

卢卡锡维茨?_3系统的最低限度隐变量解释

一般认为卢卡锡维茨?_3系统中的排中律与(不)矛盾律都不成立,对此有许多不同解释。按照STRF理论的简化、等值与增力的“三合一”极致原则,在完全接受?_3句法和维持其已有语义的前提下,更深层次上“第三真值”这个逻辑常量其实是一个严格等价隐变量,也即“1/2”真其实是“真与并非真”的一种组合,但同一组合有不同排列,甚至同一个真值度存在不同的真值分布。显然由此可计算出?_3中的排中律与(不)矛盾律仍然都是定理,?_3当然是完全的,不过就是没被彻底认识的经典命题逻辑系统CP。     

“阐释的边界”与阐释的伦理之维

在文学理论中,“阐释的边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命题,它不仅指认了意义的确定性状态,还将触及伦理学这一同人类生存紧密相关的领域。首先,对阐释边界的捍卫,意味着对创作者及其表意逻辑的尊重,同时有助于阐释者保持平等对话的尊严。其次,阐释边界涉及自由与限度的纠葛,它使人们直面自由泛滥所造成的精神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对规范和秩序的重建。再次,阐释边界还将唤醒阐释者的责任感,使之不再流连于感官化的愉悦,不断为人类寻找相对稳定的精神根基。伦理之维使阐释边界呈现出更复杂面向,同时也为研究者开辟了反思与追问的更丰富空间。     

“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反垄断法保障：功能、限度与路径

数字社会中,技术资本的非均质占有引致权力结构的失衡,进而催生了“数字弱势群体”,其权益可能受到平台权力不当行使的侵害。鉴于“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与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具有内在契合性,故而有必要引入反垄断法,以矫治平台权力的失衡、弥补私法保障的不足。同时,需把握反垄断法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合理限度,既不能僭越竞争价值的优位性,亦应尊重平台自治权力的正当行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证反垄断法理念和制度之调适。通过反思当前的效率至上理念,将彰显主体性价值和包容性发展的人本主义理念确定为“数字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基本理念。在具体制度层面,则需将权益主体、权益内容、权益救济的三重叙事纳入反垄断法的规范文本,并在其实施过程中通过协商治理彰显用户价值,以合规经营指引间接引导平台权力运行机制的重塑。     

走向合作: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限度及其发展

社会治理创新的提出将我国的社会建设提到了一个更全面和体系化的高度。由于国家权力的强大,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治理理念使社会治理主体和方式更加多元化、顶层设计为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地方治理创新展示了众多创新成效。但同时,由于社会力量发展有限,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还面临着社会自主治理、有效性和持续性、创新动力与激励等发展限度问题。从改革的方向来看,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应走向有序可控的、国家与社会合作的发展模式。     

市场经济自由的限度及制度调节——经济哲学的视野

市场经济方式所表征的自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自由。各种市场主体具有独立自由的地位,并在统一平等的规则约束下进行自由竞争,这是市场经济自由的两个最重要的本质规定。市场经济自由存在着特定的历史限度:经济平等与社会整体发展是其共时性限度,历史存在的非永恒性是其历时性限度。因此,我们必须对市场经济自由进行制度调节,这就要坚持制度调节的人民群众整体的福祉优先的正义原则,对国有资源、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作出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安排,严格划定资本自由竞争的正当界限,建立把资本自由竞争的收益转化为有力促进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分配制度。显然,实行这样的制度调节,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

自张荫麟提出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用以批判顾颉刚对尧舜禹问题的考证,八十多年来从未有人质疑。然而事实上,所谓“默证适用之限度”是有其特定的认识论背景的,是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限度。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是一个伪命题。顾颉刚论辩古史时对默证的应用,诚然是中国上古史“文献无征”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但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天地,开辟了史学新视野。相比之下,以不能自立之“默证适用之限度”为考史准绳,却难免自缚于逻辑陷阱之中。     

论布莱克纯粹法社会学及其理论限度

纯粹法社会学将可检验性、一般性、简明性、有效性和原创性作为理论科学性的判准。排斥心理学、目的论和人的因素的纯粹科学是其方法论上的核心追求。文章依据其理论逻辑,分析其理论建构过程,认为其对法的概念界定、法的类型区分及计量标准建构和运用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理论限度。这些限度表明,纯粹法社会学片面强调科学性是值得商榷的。分析布莱克纯粹法社会学理论限度,对于将法规则和人的行动纳入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意义。